近日，著名诗人、翻译名家余光中翻译的海明威经典名作《老人与海》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然而，人们在欣喜看到名家译作的同时，也不禁陷入沉思：为何外国名著的译者多是业界的老人，而中青年的翻译者却鲜有人知？若干年后，谁将支撑中国的翻译界？确实，看似繁荣的图书出版业，文学名著作品翻译却成为了只有少数名家撑场的冷门。而中青年译者，或是投身于畅销书的翻译，或是只做商业翻译，专注于研究名著翻译者凤毛麟角。偶有一些“精晓”各国语言、翻译多国著作的作家，遍查之下恍然发现，原来“宋瑞芬”“李斯”之流，不过是冒版译者挂名，拼凑抄袭而成的劣质“译本”。难怪网友惊呼其为“史上最牛翻译”。
难道，大师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译者的青黄不接
近几年，我国的翻译数量和品种极其丰富，可以称得上“翻译大国”，却很难称之为“翻译强国”。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充斥着整个翻译界。
一些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大批重译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名著，使得一些经典名著的版本多达十几二十个。而与中青年译者相比，老翻译家的知识结构、语言功底自然更有优势。于是，部分老翻译家便把精力用在了为某出版社推出某名著的第十几个译本上来，而新作品，却鲜与世人见面。
《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余中先曾说过，文学名著尽管翻译和出版众多，但其中重复的多。20世纪以来，一些尚未成为经典的优秀作品翻译不够，特别是外国七八十年代新生代作家作品被忽略。
此外，译本在翻译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出版商为了降低稿酬上的成本，随便找些翻译者对付，有的译者虽精通外语，但对于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专业术语的了解却捉襟见肘，导致抄袭他人译作现象严重。往往这样的译本，并没有正规署名，有的根本无法查到译者的真实身份。
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告诉记者，在翻译《押沙龙，押沙龙》时，一个句子有时就要译一天的时间，第二天再进行修改，译完后，还要整个修改一遍。这本书耗费了李老3年多的时间。在此书的前言，李老曾这样描述自己译完后的心情，“那天下午4时45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我今后再不专注于自己的围城了……”然而，始终割舍不下的李老，后来还是翻译了福克纳的作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有媒体曝出一些翻译狂人，他们十年翻译二十几本世界学术名著，结果读者读十几页就挑出四五十处错误。一本《杰克·韦尔奇自传》被挑出1800多处错误，而万众瞩目的《哈利·波特7》，为了追求世界同步，要求译者3个月完工，结果出现了读者反馈“粗糙，看不出原版的意境”。
对此，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黄昱宁透露，由于对版权时效性的高度重视，很多出版社为译者预留的时间非常有限。很多译者拿到一本原版书，往往几个月就得拿出译稿，致使图书市场出现大量粗制滥造的译本。而出于压缩成本的考虑，一些出版社只支付给译者相当低廉的稿酬，这也导致一些只求赚快钱的“无良翻译”得以从中渔利。
面对出版界种种陋习，面对方平、杨乐云、杨宪益等大师的相继去世，以及一些老翻译家们进入古稀之年，很多人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告别大师的时代……
无奈的现实
“卅载辛苦真译匠，半生飘泊假洋人。”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生前曾这样感慨。确实，作为一个翻译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耐得住寂寞和辛苦。而目前国内翻译界以及社会的现状，导致很多人已无法忍耐寂寞和清贫，早早地投身到更有“钱途”的事业中去了。
日本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的“铁杆译者”林少华就曾深表忧虑地说：“国内翻译的稿酬标准还是十几年前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干别的轻轻松松就能挣上五六百元，有什么必要费老大的劲儿，绞尽脑汁去翻译那一千字呢？”
李文俊老先生也表示，自己能够拿到千字七八十元的稿费，已经是出版社对他这样的老翻译家表示出“客气”了，再版的时候，也会象征性地得到出版社每本几毛钱的印数费。而普通的译者，稿酬最多也就是千字60元。因此，翻译一本书，一般就是几千元，多的能达到一万多一点。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稿酬就已经达到十几二十元了。这也使得当时国内一批译者愿意在家里从事这项工作，像傅雷、汝龙等，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后来物价在涨，稿酬却并没有相应上涨，往往稿子交给出版社，何时出版又是个未知数，稿费甚至被一拖再拖。很多老翻译家为之奋斗终生，而年迈后，甚至没钱看病吃药。为此，傅雷曾经特意致信上海市有关领导反映情况。
据悉，我国出版界目前通行的做法是，无论稿件质量高低，译者的基本稿酬都是千字60元。而国内大多数出版社也都采用一次性付酬的办法，即译著交稿后付印发行，无论最终是否成为畅销书，都与译者没有关系。这样的稿酬制度，使得国内的文学翻译界流失了大量的优秀译者，很多有着良好语言能力和文化积淀的人，都转行去做了商业翻译，就连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也可以达到千字160~180元。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文学翻译，因为从事这个行业，首先要有天生的艺术敏感，以及扎实的中文和外文功底。”在《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看来，能够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是非常值得尊敬和敬佩的，然而，文学作品翻译却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很好的尊重和重视，这也直接导致了目前翻译界面临诸多窘境。比如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发表学术论文是一项必经的任务。而耗时长、花费心血多的翻译作品，并不能作为一项学术成果以及评职称的标准。因此，很多人的精力只得用在了所谓的“学术”上。当然，在这个多元、复杂的时代，文学被边缘化，也是不争的现实。此外，现在国内引进的外国作品琳琅满目，翻译更新速度的加快，也使得很多优秀的作品被淹没在图书市场的海洋中。
谁为译者发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翻译家叶水夫翻译一部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所得6000元稿费可以买个四合院。现在，即便有人翻译300部《青年近卫军》，所得能干个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德语翻译家叶廷芳曾这样说过。
面对稿酬的廉价，面对翻译人才的流失，面对文学界的清冷，中国的译者们到底该何去何从？而外界又应该做些什么，以挽救我们的译者和很可能无缘问世的译著呢？
“翻译文学作品，是个很清苦的行业。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就算了。”在采访李文俊时，他这样对记者说。而话语中，希冀、执着、无奈、坚守等等夹杂在一起的感情，也让老人对自己和所从事的事业做了一个点评。
无疑，改变译酬不合理的现象，出版社的努力应首当其冲。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平表示，虽然千字60元的稿酬的确不高，但这也是由目前比较低迷的图书市场的大环境造成的。不过，译文社长期坚持在基本稿酬之外，支付给译者一定比例的版税。也就是说，除了基本稿酬每千字50~60元外，译者还能在译文社获取基本稿酬的1％乘以该书销量的印数稿酬。这意味着，所译图书印数每增加10万册，译者所得稿酬也就增加一倍。这也为全国出版界完善文学翻译稿酬制开了个好头。
此外，很多人认为，把文学翻译当作一项学术成果来抓，必然会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在翻译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科研单位工作。再者，多设立相应的文学奖项，也无疑是个促进业界繁荣的手段。
据高兴介绍，在法国，推广自己的文化已经被当作一项国家政策。比如自己所在的单位里从事法国作品翻译的同事，有时翻译一部作品后，马上就会得到法国方面的资助。如果提出申请，便很有可能得到来自法国的调研材料、资金支持，以及亲身去法国调研的机会。这种相对完善的促进制度，必然成为其文化蓬勃发展的助推器。此外，以色列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最近几年，它不断推出自己的作家，其中一位叫阿摩司·奥兹的作家写下了《我的米海尔》《沙海无澜》等影响世界的著名。这些作家的涌现，也让世界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致以敬意。
“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文学的声音，为一个民族在发声，为一个国家在发声。”高兴不无感慨地说。
专访李文俊
“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而且得到认可，知足了。”
您现在的业余生活通常会做些什么？还会从事翻译工作吗？
李文俊：现在有时间就会去潘家园逛逛，淘淘小物件儿，纯粹为娱乐。此外，也帮出版社翻译一些少儿文学，像《小熊维尼》等等。我觉得，总算也对得起自己的事业了。
当然，相对于文学著作来说，这些少儿文学的翻译难度并不大。在翻译过程中，我也常常体会到一些乐趣。比如，我会不由地想：这书中的“维尼”不就是我，不就是我周围的芸芸众生吗？大家都会有它一样的小毛病，例如有点自私偷懒，犯错误又不肯老实承认，总会找一些理由辩解，有些傻傻的可爱。
德莱顿将译者比喻成“戴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的舞者”，形象地说明译者一方面要受到来自原文的束缚，小心翼翼地依着原文的内容，以防从绳子上摔下来，另一方面还要尽力摆出优美的舞姿来取悦观众，舞得漂亮，在有限的自由中通过遣词造句来弥补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差异，让译文读者领略到原作的优点。
李文俊：是这样的。主张忠实原著，也是业界普通认可的。如果太走样，那就只能称作意译，虽然这样可能更省事些。
当然，翻译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生硬地把原文译出来。既要保持原文的味道，又要让国人看得懂，这个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比如我在译《爱玛》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想像成爱玛，想像自己处在那个环境。由于书中的背景是十九世纪，所以，人物使用的语言既不能很现代，又要和他的性格、身份相符，比如乡绅、小地主等等，都有自己的语言特色。翻译作品时，人物以及作者叙述的语言都是十分重要的。
很多译者都说过，在翻译前，甚至是翻译中，自己的内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人们很容易把原作与翻译后的文字做对比。您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心情？
李文俊：我一般不会刻意上网关注对我个人的评价，偶尔我的孩子也会和我说一些这方面的事。我不是很在意这些评价。当然，对于别人关于我的翻译作品内容的讨论，我会比较关注。
在翻译福克纳作品的时候，由于我是做了很深入研究的，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压力。在国内，应该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他。而且，我当时受到了国外研究福克纳的专家的帮助，也亲自到国外访问，并同时查阅大量相关资料，请教很多相关的专家。所以自己落笔的时候，底气还是比较足的。
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译文可以堪称佳作？是否有评价的标准？
李文俊：通常业界的评价标准，还是当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所谓信，即忠实原著，中国语言的逻辑要通顺；达，即把原著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精准地表达出来；雅，即文字表达要流畅、优美。当然，如果原文是“丑”的，翻译的时候，也还是要“丑”。我们提倡忠实原文，一般不认同用自己的语言，把文章刻意美化。另外，在顾及中国人的阅读和本土化的同时，也要顾及原文作者以及外国语言的一些特点，不能完全“国产化”。
很多外国名著，会经历几个版本、几位译者的再版。那么，不同的时代，译本是否也有着不同的语言特色？
李文俊：肯定是这样。我最初做翻译，是在大学时期和同学合译。当时自己身处上海，并未来过北京，所以，很多北方的方言，并不是很熟悉，只能用书面语言，不太会用口语对话。后来，自己也是通过不断地学习翻译语言，看老舍的话剧等方式不断地学习。一般南方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会比较吃亏，因为只能用书面语言，比较单调一些。
在翻译的多部作品中，您本人最满意的是哪部？
李文俊：《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的一本巅峰之作，也是他最难、花力气最大的一本书，当然，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部翻译作品。我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而且期间还几次病危。不过，最终还是熬过来了。但读者最喜欢的，还是《喧哗与骚动》。这本书中，光注解就多达400多个，我也查阅了大量资料。
一般人阅读外国作品，都喜欢边看内容，边看注解。我建议，在第一遍阅读的时候，还是不要看注解，第二遍的时候再看。
您如何形容您从事一生的翻译事业？
李文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运动员，还踢出过几个好球。能够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能够把更多的外国著作翻译给国人看，而且还能得到一些认可，知足了。
记者手记
相信凡喜欢过外国文学或者曾经在学校的书桌下如饥似渴地翻看外国名著的人，一定都不会对李文俊这个名字陌生。是的，他就是翻译福克纳、塞林格、麦卡勒斯和卡夫卡作品的译者。在中国的翻译界，李文俊与福克纳的名字几乎是一体的。
如今，80岁的李老仍旧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交谈之际，仍不掩当年“啃下”福克纳作品时的风采与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