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韦忠义
人们经常将上海称为中国的“纽约”，因为它是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是一座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国际化大都市。多年来，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可谓是突飞猛进，而上海保安服务业正在紧跟着这座城市的前进步伐，一步步朝着法制化、职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发展。去年，2010年的世博会又一次将世界的眼光聚焦到了上海。这对于上海保安服务业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上海保安人用自己过硬的素质、熟练的技能及良好的形象向世界“亮剑”。
在上海保安服务业的历史进程中，成立于1985年的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上海保安服务业中的一艘巨轮，而如今这艘巨轮的掌舵人就是本期报道的主角——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韦忠义。
韦忠义，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中，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很早就开始学会了自立。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上下一片红的大背景下，刚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种了3个月的地后，由于表现优异，被调到了工厂工作。1975年，他从安徽回到上海，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从小东门的户籍民警到文保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干就是30年。2005年，他又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变，就任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企业家。2009年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成立，他众望所归，当选第一届会长。
韦忠义并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为人谦逊，做事低调。在他的办公室中有这样一幅字，足以体现他一贯的作风与心态，那就是“心平气和”。“我一直都在尽力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是韦忠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上山下乡 一次“锻造”之旅
1970年3月，17岁的韦忠义刚初中毕业便与其他同龄人一起从上海来到了安徽宿松的生产建设兵团，加入到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全国上下一片红。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无数“知识青年”听从毛主席的指示，热情高涨地投身到了农村的生产建设之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年轻而又单纯的韦忠义，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踏上了到安徽的“锻造”之旅。其时国家有规定，即如果是家里的独子可以不用上山下乡，韦忠义恰恰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上海那年的情况比较特殊，用韦忠义的话说是“我们那两届是一片红，所以一个都不能留”。
谈到那一段经历，韦忠义首先感受到的便是艰苦。的确，原本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了农村，而又是处在那样一个时代，整个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低下，艰苦是避免不了的。
“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杂粮。”韦忠义回忆道。他与其他上海知青第一天来到食堂时，只见食堂里有一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盛满饭的大木盆，在看到了这么一大盆饭时，韦忠义心中暗自高兴了起来。“当时感觉是，这里的条件还不错嘛，有蛋炒饭吃。”因为他看到了木盆里的饭是“黄白”相间的，便误以为是蛋炒饭，后来才知道，他所认为的“蛋”原来是玉米。这一顿饭是大米多玉米少，是当地人对他们的优待，以后便反过来了，玉米占多半，甚至全是玉米。而且当时的玉米与现在的不同，吃起来很硬，所以很不是滋味。
在农村，每天要做的就是种地。但是，那时他所在的宿松地区总是发大水，所以一半时间用来种地，一半时间是用来防洪的。而且防洪这一项工作是最艰苦的。据韦忠义回忆，防洪的工作主要是到堤坝上打木桩与抬土等。当时是4月份，天气还比较冷，他上身穿着棉袄，下身穿着短裤，然后泡在水里，给人家扶木桩，这样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晚上收工后，人很疲惫，顾不上洗脚，倒头便睡，但是到了半夜便会感到脚以及小腿像针刺一样似的疼。到了第二天早上再洗脚的时候，发现脚上、小腿上的汗毛就都没了。这主要是由于白天在河里打桩，脚上、小腿上沾满了河里的泥，等到泥巴干了的时候便开始收缩，然后就把汗毛都给粘下来了。讲到此，韦忠义苦笑了起来。
由于韦忠义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父母都是工人，所以他很早就学会了自立，而且很能吃苦。“我在家里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吃苦精神的。”就是凭借着这股能吃苦的精神，韦忠义很快便以自己优秀的表现当选为标兵。当时的“兵团报”对他有过这样的报道，“如果这个人不开口讲话已经看不出他是上海知青了。”因为当时韦忠义已经完全和当地人融合到了一起，他当时总是在外边辛勤地工作，自己被晒得黝黑。而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产建设兵团的工厂到农村来招人，准确地说是上调。当时给了韦忠义所在的团四个名额，原本这四个名额都是为干部子女准备的，但幸运的是正好空缺了一个，这样作为标兵的他便被选上，上调到合肥的一家工厂工作。韦忠义告诉记者，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上调，还单纯地想自己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呢。三个月就被上调，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虽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优异表现。
到了工厂，韦忠义的表现依然突出，采购、供销、看管仓库，每一项工作他都能够得心应手，且出色完成。后来工厂为了培养年轻人，将一批包括韦忠义在内的年轻人送出去学习技术，主要是学习模具的制作，在这些年轻人当中，韦忠义仍然是技术最好的。就这样在工厂一直做到了1975年才离开。
这五年的经历，让年轻的韦忠义受益匪浅，虽然受过一些苦，但是这为他今后人生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回忆那段往事，韦忠义意味深长地说：“那五年是我一生中最苦的五年，同时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五年，它让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了很深刻的变化，使我得到了‘锻造’。”
从警30年 无怨无悔的选择
1975年5月，韦忠义离开了安徽的工厂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上海。回到上海后他便先到一家里弄加工厂做儿童玩具，这只是一份临时性的过渡工作。那时候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的，结束知青生活后的韦忠义并不知道自己的将来究竟会做什么。当他与自己十分向往的工厂擦肩而过后，便“被”就业，成为了一名警察。
当时韦忠义所在地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来看他，与他闲谈，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次闲谈其实就是对他所做的一次面试。没过几天他收到了公安局的录取通知，怀着一种对公安工作的好奇便开始了自己的从警生涯。“当时觉得公安工作很神秘，而且很威风，便接受了这份工作。”韦忠义笑着对记者说。此后，韦忠义从最基层的户籍民警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做事，就这样，先后担任小南门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市局经济保卫处处长助理、副处长，经济保卫总队副总队长，文化保卫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
在从事公安工作期间，韦忠义没有放弃过学习的机会，利用业余时间先是拿到了高中文凭，接着又报考了公安专科学校，通过两年的学习顺利拿到了专科文凭。这两年在公安专科学校的脱产学习使韦忠义的知识面得到了扩展，自身的素质得到了提高。有了大量知识的储备，再加上一年年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积累，韦忠义开始在侦破一些大案中显示自己的才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珍珠骗税案，涉及款项达90多亿。这起案件惊动了有关中央领导并作出批示，由公安部牵头，开始在相关省市开展破案工作。当时在市公安局经济保卫总队工作的韦忠义任上海专案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一年多不懈努力，最终协助中央成功破获了这起重大案件。由于出色的表现，韦忠义和他的专案组分别荣立了个人二等功和集体一等功。
韦忠义在文化保卫分局工作期间，国内发生了一起重大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辞海》盗版案，这一案件同样得到了当时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被全国“扫黄打非”办列为“1号”案件。时任文化保卫分局副局长的韦忠义再一次成为了破获案件的负责人，同样是经过一年多的追查与侦办，最终漂亮地破获了这起涉及知识产权的大案。不仅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还将已经销售出去的大量盗版《辞海》全部追回，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韦忠义所在的文保分局刑侦队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这只是韦忠义办过的众多案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他告诉记者搞经济案件并不像搞刑事案件那样能够产生很大的轰动性，如果把刑事案件比作“武”，那么经济案件更多的是“文”，需要大量地查账与翻阅资料等。
回看这三十年的从警经历，太多的感情与感想交织在一起，有过荣誉也有过挫折，有过骄傲也有过愧疚。韦忠义告诉记者，三十年的难忘经历中他最为重要的感受有三点。首先就是挑战性。“警察毕竟是要办案破案的，必须要找到合理的方式方法去分析案件的各种线索，而且还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从分析案件到把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这一过程是有很大挑战性的。”其次是对自身的约束明显。“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搞经济案件，会有很多人向我求情或是送礼，如果我帮他了，我就会触犯到法律，这就需要自己有很好的约束性，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最后就是对家庭的歉疚。“由于平时的工作非常忙，很少能照顾到家里，像我女儿经常埋怨说在她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经常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对家庭有着太多的歉疚感。”
三十年的警务生涯给了韦忠义又一次“锻造”自己的机会。尽管当初警察并不是韦忠义最想选择的职业，而如今他对记者说：“如果下辈子还让我选择的话，我还会选择当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