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友，前些年因一直比较关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长期追踪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势，而被一些媒体称誉为“改革作家”。自从从一个记者、作家的角色转换成一位出版家后，仍不负众望，连年把作家出版社的业绩推向高峰，又被媒体称为中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但张胜友并不满足，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又拉开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高屋建瓴地以出版家的眼光、改革家的气魄把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11家单位组建成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追求新的境界。这对他来说，既是实现自己更大抱负的机遇，也是新的严峻挑战，不过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从不畏惧，哪怕前面是巨风险浪。的确，张胜友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总处在时代的前沿，而且没有败过，他始终认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改革是当今经济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那么从一介平民，到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张胜友究竟让人惊服的理由在哪里呢？
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
我出生于1948年，在闽西那个偏僻小山村里度过了难忘的孩提时代。我父亲是乡村教师，他给我取名“胜友”，源出于唐代文学家、大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句。我是老三届中的67届高中生。1966年，我在福建省永定县凤城镇的永定一中读到高二时，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因是教师，属“臭知识分子”，成了“牛鬼蛇神”专政对象，我则成了“狗崽子”。大字报、广播里点我的名，我十七八岁年龄，初涉人世，感到非常害怕。一度想自寻短见，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自杀，也就没有死成。1968年12月我辍学回乡务农，开始了十年知青生涯。多年来，我在永定县高陂镇北山村，除了种稻子，农闲时外出筑公路、架大桥、修水库、挖矿槽、开山炸石，还打零工，走村串户干过裁缝匠，少不了也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扔进土牢喂蚊子。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但搞文学还是有希望的。我想，搞文学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有一支笔，有一些纸，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素材是不缺的。于是，我就在家里自修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也读一些文学名著。其中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作品男主人公于连，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还有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男主人公亚瑟被他最崇敬的神父出卖，在沉重的打击下一举击碎十字架的细节，令我终生难忘。我那个家乡是山区，农民生活很苦，劳作一年到头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直到现在看见白薯还反感，因我从小吃白薯熬稀饭，一直吃到上大学为止，而且就连那样的饭都吃不饱。在这种境况里，我常常白天干活时构思小说，夜里点起小煤油灯写作，写完的稿纸积了满满一大抽屉。后来我结识原省委宣传达室部文艺处的下放干部、散文家张惟，他在县里主编《工农兵文艺》刊物。可以说他是我真正迈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禾花》就是在《工农兵文艺》刊物上发表的，自那以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写，上面几乎每期都有我的作品。后来我被借调到县报道组，户口还在农村。这样，我便到了自己十分仰慕和敬重的启蒙老师张惟的身边，一边搞新闻报道，一边帮他编刊物。张惟后来调到龙岩地区文化局，我又从县里被借调到龙岩地区，在文化局创作组当创作员。当时，张惟在龙岩创办《闽西文艺》，我去帮忙。《闽西文艺》是双月刊，内部发行，实际办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张惟老师工作上对我严格要求，生活上则无微不至地关怀。他还专门安排我与其他同志一道上井冈山体验生活，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考察。后来我被团省委领导看中，想调我到省里新复刊的青年刊物当编辑。他们找张惟商量，张惟认为要看省里是不是真有决心要，农村户口、家庭出身都算一道道关卡，别到时候办不成，又让人家希望落空。省里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坚决要！在这期间，我正参加“两省（福建、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会”。会议期间听说，全国要恢复高考，年龄不限，老三届、参加过工作的好像都可以报考。有一天，张惟急匆匆地把我从会场叫出来，斥责道：“你还开什么会？赶快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我说：“不是要调我到省里去吗……”他感叹地说：“中国的事，你懂吗？只有调令下来，户口迁走，报到之后才算数！你赶快给我回去，报名参加高考，认真复习功课。”我听从了张老师的话。
经过艰难的复习和考试，我终于圆了大学梦，入学前体检，我体重只剩90多斤。母亲说，我的脸瘦得非常可怕。我料到了，我不敢照镜子。而立之年迈入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不久就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进入崭新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使裹着满身伤痕的莘莘学子们激动不已。我在黄浦江畔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思想嬗变，从幼稚走向成熟，由盲从学会了思考。
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那段知青经历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甚至对我今后要走的道路，对我全部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对我整个人格的形成，都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历史给予这一代人磨难，也给予这一代人厚爱。我们接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教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又能适应当代的最新潮流。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改革开放行列中去，同时又少有偏激。如今，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各自领域的骨干力量。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奇迹从这里诞生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入光明日报社当了十多年记者。1993年我被任命为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当时光明日报出版社已是经营不善，滞销书堆满了库房，负债累累；我就从光明日报出版社开始探索出版业改革。改革的理念在哪里？就是来源于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时长期奔波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实际上我见证了中国从改革启动到改革深入、突破重重难关的整个历史进程。我也目睹了很多企业的兴衰成败过程，自己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有了很多思考，所以我到光明日报出版社时，感觉给了我一个舞台，我要把自己的改革理念付诸实践。我通过在光明日报出版社一年多时间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应该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年时间还掉了360万元的债务，一年时间装修了出版社的办公楼，买了汽车，给职工发放了比较优厚的奖金，还给光明日报社上缴了80万元的利润。1995年9月中宣部把我调到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整个经营当时很不景气，如果我简单地用作家出版社的过去和现在做一番对比，还是从两个效益来讲：作家出版社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出版社，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那时的社会效益怎样呢？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出版社，它的图书从未得过茅盾文学奖，没有得过国家图书奖，没有得过中国图书奖，没有得过“五个一工程”奖。这样很难说它推出了精品，很难说它的社会效益很好。而它的经济效益又怎样呢？1995年作家出版社发行码洋，也就是年产值仅1200万元。经过几年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社会效益方面：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所有的国家级大奖，我们都已拿下；而且我们每年还有20多种图书在省部级以上的各种类型的图书评奖中获奖，几年得奖总数超过了100种。可以说我们推出了大量的主旋律图书、文学精品图书、优秀畅销书。我们国家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六部委，就是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联合推出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我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制造》在10部优秀长篇小说中排名第一；在建党80周年时，中央六部委又联合推出10部优秀长篇小说向建党80周年献礼，在10部当中我们占了两部：《至高利益》和《英雄无语》。从社会效益方面看，我们作家出版社这几年的社会效益应该是比较好的。在经济效益方面，我来一个月后，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升到276万元；一年之后发行码洋从1200万元达到了3857万元。从1998年起，作家出版社的发行码洋突破亿元大关，最高时为1.7亿元。经济总量是改革前的14倍。我们用自己的自有资金解决了全社职工的住房问题，我们出版社的职工年人均收入超过了6万元，在改革之前，出版社年人均收入维持在7000元至8000元左右，应该说两个效益都是比较显著的。
畅销书引领时代潮流
作家出版社这些年推出了不少畅销书，像《哈佛女孩刘亦婷》170万册，《三重门》110万册，《日子》90万册，《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均超过60万册，《十面埋伏》、《来来往往》均超过30万册，可以说作家出版社这些年运作的畅销书，在书业界、图书市场上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有几个细节：1998年《中国图书商报》要统计公布该年度全国畅销书排行榜，这个畅销书排行榜一共有两份，一份是非虚构类排行榜，另一份是虚构类。虚构类实际是指文学图书，共20本书。就是从全国的新华书店、集体书店、个体书店销售数据统计上来，制成排行榜，确定整个年度最畅销的20部文学图书，在第一次上榜的时候，在20部图书当中，作家出版社占了14本，就是占总数的2/3。那在全国几十家文艺出版社当中，一家出版社年度排行榜占了2/3，占的份额显然过大，让制作排行榜的编辑感到很为难。他们就不断地把我们的图书往下拉，感到我们有点垄断地位，占的太多，但结果最后公布时，20部图书当中，我们还是占了8部，还是占了40%。为什么不再继续往下拉呢？如果再往下拉，排行榜就会失去权威性，因为有些图书是不能往下拉的，整个社会都公认这一年这些图书是发行最火爆的。比如那年发行的倪萍的《日子》，如果排行榜上把这本书拉掉了，人们马上对你的权威性产生质疑，还有开卷图书公司每月都有对图书市场进行调查，大概在2001年的某个月份公布的调查数据当中，全国该月份的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作家出版社占整个市场的2/3，一度控制了畅销书市场。我们畅销书作为什么能够成功？这都归功于我们对畅销书理念的认知！首先什么叫畅销书？畅销书就是市场份额很大、市场覆盖面很广、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图书。那么我们要求做的是优秀畅销书,优秀畅销书就是指那种内容健康、思想向上、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又是畅销的，我们把它定位为优秀畅销书。为什么我们要出版优秀畅销书？我也有几个理念：第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图书市场被大量的内容不健康的思想颓废的不良出版物所占领，作为一个出版者，你就有责任和义务用健康向上的大众出版物去占领这个图书市场；第二，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了20多年，我们的文化消费出现多元化需求，作为一个出版者当然有责任有义务把健康向上的适合大众阅读的优秀畅销书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第三，畅销书市场份额很大、覆盖面很广、市场占有率很高，我们能够通过畅销书开拓市场网络和发行渠道，同时能够回过头来帮助出版社的严肃文学图书、主旋律图书，带动它的发行；第四：畅销书经济回报非常丰厚，能够提升出版社的经济实力，同时提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还有一点看法，畅销书实际上是一个出版社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成熟的标志。畅销书概念在我们国家的提出，时间是比较短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成功的出版社，一个实力很强大的出版社，在畅销书的运作方面，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业绩。
不仅注重畅销书，还特别注重品牌
因为我们作家出版社这几年做的畅销书太成功、太风光、太火爆，所以不断有人向我们提出：你们作家出版社是不是仅仅只做畅销书？作为一家国家级文学出版社，你们的文学图书怎么样？那么我说我们在参加每年一次春季图书订货会的时候，都有一个口号：作家出版社精品书连连得奖，作家出版社畅销书年年火爆！作家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出版社，文学图书做得怎么样？我举一下上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例子。眼下全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约800部，四年下来全国长篇小说累计出版达3000多部，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大概3到5部，是皇冠上的明珠。评奖的时候，我们要求全国各出版单位、大型文学期刊，包括各省市作协、解放军、武警部队有三部作品的推荐权，最后全国推荐完毕，一共156部参评，推荐出来的长篇小说应该说都是比较优秀的。我惊奇地发现作家出版社就占了21部，就是说全国各省市作协、解放军、武警部队同时也推荐了我们出版的作品。156部作品我们占了21部，就是说我们占了1/7。经过专家一年的阅读初评，通过无记名投票筛选出30部，是入围作品，在30部当中我们作家出版社占了7部，就是1/4。又经过严格的无记名投票，产生了前十名，这当中我们作家出版社占了3部，占了1/3。最后评委投票评出4部获奖作品，我们占了一部，占了1/4。那么我们还有两部长篇小说非常遗憾，一票之差就下来了。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长篇小说出版，我们的文学图书出版，那是领全国之先河的。我们图书品种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分三大类：第一，主旋律图书和得奖图书，全社开绿灯，有保障机制，有激励机制，有奖励机制；第二，精品文学图书，要求中国优秀的有实力的作家的代表作品大部分争取在我们这里出版，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出版社，这是我们的主业；第三是优秀畅销书。这就形成了作家出版社的品牌，这个品牌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形象品牌，一个是市场品牌。我们不断有得奖图书，不断有精品文学图书推出，这样就凸现了出版社的良好的声誉，促成了好的社会形象品牌；我们不断有优秀畅销书推出，占领图书市场，提升我们的市场份额，那么就有了好的市场品牌。社会形象品牌和市场品牌两个效益的结合就促进了双效益的统一。
谁隐瞒印数就开除谁
目前在出版界存在着严重的无序竞争，个别出版社缺乏职业道德、没有诚信，一方面被盗版书商侵害，一方面又掉过头去侵害作者的利益，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向作者隐瞒出版印数，从而免付作者因印数增长而应得的那部分版税。这是出版职业道德问题。我可先给你讲个故事：作家出版社1996年有一本非常畅销的引进版图书，叫《马语者》。《马语者》是从外国一家驻北京的版权代理公司买的独家代理权的，这家版权代理公司已在北京经营了十多年，对中国的图书市场了如指掌。当我们购买了《马语者》这部欧洲爱情小说的中国独家经营权时，他告诉我们他们对图书市场已经做了比较认真的调查，这本爱情小说在中国的发行量应该是5万册左右，如果你们运作成功的话，可发至7万册。当然没有起印数，仅仅期望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当我们整个发行完毕后，通知那家版权公司一共发行了23万册，而且把市场运作宣传材料复印一份交给他，结果他们非常吃惊，就向他们总部老板报告，恰好老板有机会飞到北京，就来找我。老板非常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发行了23万册？我与中国出版社打交道多了，印了10万册，就告诉我5万册，印了5万册就告诉我3万册，我最头痛的就是中国很多出版社瞒我的印数，没有职业道德。我当时非常生气地告诉他，你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是摆地摊的，我是堂堂国家级出版社的老总，我是做大生意的！所以他第一个就感到我的职业道德是不容置疑的；第二，他对我们的市场运作能力也非常吃惊。看到给他的市场运作宣传资料，他认为我们的运作能力超过了美国出版社的市场运作能力。就这事，我教育出版社的全体职工，我说如果哪个编辑瞒了印数，那么好像表面上你为出版社节约了几万块钱的版锐，但我第一个反应就立马把你开了，你侵害了我们出版社的声誉！我们是做品牌的，是做大品牌的！我的品牌是第一位的，我的职业道德是第一位的，我的企业信誉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是绝不隐瞒印数的！这就是一种商业理念，市场理念、经营理念。这样的事我们做了很多，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当时在我来之前她跟出版社签了合同，签的是买断式的稿酬制，后来王安忆的《长恨歌》发成了畅销书，还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们累计发行了26万册，我就马上把它改成版锐制。我跟出版社职工说：我们出版社与作家的关系是双赢的关系，如果套用商场上的俗语，作家是我们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们不能侵害作家的利益，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了版税制，让作家拿到她应该拿到的那部分稿酬。余秋雨先生出版《霜冷长河》的时候，他第一次跟我接触，他说他以前在上海出的散文集发行过十多万册，希望跟我签一个起印数，要求10万册起印。我当时就说，余先生，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我告诉你，你这散文集我可以发到二十万、三十万，甚至更多，但是这个十万册起印数我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不接受？因为这是不平等条约。我是要跟国际图书市场接轨的，什么叫做版税制，其实质就是股份制，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如果给你10%的版税，那图书出版后投入市场，商业运作当中，你就占了10%的股份，如果你让我签10万册起印数，那你的意思就是把风险压给我，我没有发到10万册，我要付你10万册的版税，如超了我还是要继续付给你的。根据著作权法，如果哪一天你百年以后还可由你的亲属你的孩子继承50年的著作权，那50年中间再版我还是要付你的版税。所以我可能发得很高，但不愿跟你签这个不平等条约。我也知道很多出版社不讲商业道德，瞒了印数，所以你要求基本的起印数，但你选择作家出版社、选择我，就等于选择我作家出版社的品牌、作家出版社的职业道德，包括我张胜友的人格、人品。他最后欣然同意不再要求起印数。最后我们给他发到了60万册，他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是用国际惯例来运作我的出版社的，我严格要求自己变成现代出版企业的老总，用国际流行的东西来规范自己。这是一种现代出版理念。
呼吁制订出版法，用法规来规范市场
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我们整个出版业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原因有好多方面，我们整个出版业的资源配置基本还是计划体制的产物。第一，国家专有，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审批制；第二，行业垄断，当然现在有所松动；第三，政策保护，它的市场化成度较低。我们在出版管理方面基本停留在计划体制的旧的管理模式下，但我们的图书市场又是放开了的，那就带来了个体书商的出现和蓬勃发展。个体书商，我们国家允许他们参与销售，不允许他们参与出版，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销售方面，他就开始参与图书的出版，那么就出现了买卖书号，出现了盗版，出现了非法出版物，非法印刷。目前从国家出版管理法规上讲，他们是违法的，但事实上又是屡禁不止，最后扰乱了我们的市场，市场出现恶性竞争。实质上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出版体制的突破，变审批制为登记制。现在双方都有抱怨，对于国营出版社，他认为我与个体书商竞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印制成本达到25%，加上要交国家的增值抵扣税5%，成本就上升为30%；版税就是付给作者的稿酬要付10%，成本就上升到40%；宣传费用和打盗版费用占2%，成本就上升到42%；发行费用大概占3%，这是控制比较好的，总的直接成本就上升到45%。我的图书批销出去，如果是65%扣批销出去，我还会有20%的毛利空间；如果我60%扣批销出去，实际上是15%的利润空间。那个体书商呢，他往往用40%扣、50%扣就能批销出去。那么就会引起读者的抱怨，为什么你们国营出版社的批发扣会那么高？你们是暴利！实际上呢，个体书商，是地下印刷，现金交易，可以逃税，印制成本往往会控制在20%以内，增值抵扣税5%没有了，他不需要上缴，逃掉了。如果是盗版，可以不付作者10%的版税，我们替他搞宣传打盗版，2%也逃掉了，他主要剩下3%的发行费用，20%的印制成本，然后他用40%扣、50%扣批销出去，他的利润空间还是很大的。那么就把整个图书市场冲乱了，所以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对我们国营出版社的正常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那么对个体书商来说他们同样也抱怨与国营出版社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他说首先图书出版资源被你们垄断了，一个出版是国家专有，是行业垄断，是政策保护，又有书号，而我要买书号又是违法的，那我长期处于地下运作的不正常或非法状态。所以双方都抱怨，竞争不公平、不公正。如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还很难突破，我是呼吁制定出版法的，用法规来管理，用法规来规范市场，用法规来管理出版者和规范图书市场，在条件成熟的将来某一天由审批制变成登记制，这样大家就能公平、有序的进行竞争，这对于我们出版业的发展将是很有利的。
厉风行地组建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国际进军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成员单位一共是十一家：一家出版社，就是作家出版社；两家报纸，是《文艺报》和《作家文摘报》；七家刊物，有《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中国校园文学》、《环球企业家》；一个网站，中国作家网。这些几乎都是中国顶尖级的文学报刊社，他们在建国以来的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而且引领着中国文学新潮流，众多作家包括成名作家很多是从这些报刊社走上文坛的。我们想通过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组建来促成一个大的文学性专业性的出版集团，构建我们的大品牌。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可以得到启示，如果孤立地让一家纯文学期刊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拥有的文化资源非常少，很难形成产业链。我们想把它组合起来，进行资源整合，进行市场细分，重塑和提升每一个成员单位的文学品牌。同时，要求集团整体做大，利用品牌优势对外扩张，组建影视公司、广告公司、发行公司、印务公司。还要抓住机遇，对外兼并一些文化、时尚、生活、旅游类报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要建立一条产业链，坚决不做“翻牌集团”、“帽子公司”，真正把集团做强做大。当然，工作是非常艰巨的，这对我个人来说又是一场挑战，不过我个人还是充满信心的，也愿意接受这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