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35岁的尉文渊手拿棒槌，拖着一条腿，步伐缓慢地走到大厅北面的一面铜锣面前。他停顿片刻，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
此时是1990年12月19日，中国股市第一声锣敲响。敲锣时候，站在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身边的，是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上交所开业典礼：前排右起尉文渊、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隔着玻璃，阚治东站在贵宾厅里焦虑地等待交易厅第一笔交易成交的消息，他很担心被老对手管金生抢去这个历史性的第一次：最终，申银的6号红马甲夺得头筹，一时间各路记者向他涌去，拍照、采访……
当晚，一直无暇医治脚伤的尉文渊休克，高烧烧到40度，在昏迷中被送往医院急救。
那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在中国证券史上被浓墨勾画。尉文渊、管金生、阚治东各自的命运随之与这个新诞生的资本市场勾连在一起。
20年弹指一挥间。在上海证交所即将迎来20周年诞辰的时候，记者试图描绘那个时代的“三大猛人”。他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代拓荒者，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们的故事起伏跌宕，残酷，悲情，令人扼腕叹息。
“猛人”之尉文渊： 无怨无悔铺路石
迷信的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暗示着某种宿命。作为中国早期证券业一号主角，这位全世界最年轻的交易所总经理亲身参与并书写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得到了其他人不敢企及的个人荣耀。
在这条同样布满荆棘与暗河的道路上，原本前途无量的尉文渊，因“327国债事件”受牵连，最终告别了这个市场。
一个“早产儿”
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时曾在新疆伊犁当兵，复员回上海后当过电影院的服务员，在上海某区委做过政法工作。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一年后被提拔为副处长，随即又被提拔为人教司处长，可谓少年得志。
虽然仕途顺利， 尉文渊对沉闷的机关生活心有不甘，一直向往着更具有挑战性的使命。他得到了人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的赏识，被调到金管处任副处长时，年仅35岁。
那是在1989年11月，一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人行上海分行为之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而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尉文渊负责。在相当长时间内，筹备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90年6月，出访海外的朱镕基市长忽然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一下子成为轰动海内外的大新闻。消息传回上海，急坏了筹备小组，交易所八字还没有一撇，如何实现年内开张？
得知老处长有意回金管处，一心想做出点成绩的尉文渊主动请缨，他还向领导立下军令状——保证上交所年内开业。还剩下半年时间，筹备工作此时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阶段。“当时，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是搬个家，新房子装修也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一位当事人回忆说。
“王(前任组长)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筹备小组留给大家的最初印象。他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备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工作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使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
最大的难题是不懂。尉文渊和他的手下都是股盲，筹办证券交易所几乎全凭想象。当时信息极其匮乏，出国考察是很敏感的事。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尉文渊当初少不更事的自信被焦虑一点一点吞噬——我们搞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在一次筹备小组碰头会上，尉文渊说着说着，突然流泪了。除了极度的疲惫外，他被一种茫茫然没有方向的感觉所包围：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似的无助，不知会被甩向何方，身不由己。
而在日本做过证券公司研修生的阚治东看来，尉文渊的悟性极强。“尽管一开始对证券市场并不了解，但他很快就掌握许多证券方面的知识，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当时，喝过洋墨水、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位骨干都主张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成成交系统。从没出过国门的尉文渊坚决主张上“无纸化”电子交易系统。他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说服管金生、阚治东各代表万国、申银拿出一部分钱，一同上电子交易系统。
就在上交所开业前的一个月，尉文渊终于有机会到香港考察证券市场，当他发现自己看不太懂联交所的交易系统时，开始发慌。几天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构想竟已走在香港联交所前面！
从开业第一笔交易起，上交所就跨入了无纸化的电子交易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评价说，如无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也无法支持现在遍及城乡、数千万投资人参与、每天数千亿的成交规模。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时隔18年后，尉文渊回首往事，坦承：当时，上交所成立的条件还不成熟，无论是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没有一项条件成熟”。上交所的成立，更多是基于政治因素的推动：经历“八九政治风波”后，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里，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或许也意味着，尉文渊们将不得不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付出某种代价。
疯长的野孩子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赶在年底开业了。
开门铜锣是尉文渊跑遍上海觅来的。开始找到的铜锣都不行，敲上去声音龇牙咧嘴的，没法听。后来，在城隍庙找到一个锣，它不是一个单片的，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大铜疙瘩。尉文渊一看，当场拍板，用600多元钱把它买来，拽着就跑。
后来每当开市，尉文渊就拼命地敲锣，响声果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当时，有一两千红马甲在上交所工作，场面非常壮观，也带动了周边很多服务业，浦江饭店那一带也因此被冠之以“东方华尔街”的美名。
交易所建立起来后，对这个市场的不理解和不知道怎样去做仍然困扰着他。而他嘴里的这个“野孩子”，以惊人的速度疯长起来。
早期的上交所不可避免地烙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早期股民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老尉和股市涨跌的经典段子。股民老许回忆说，曾有几次股市跌，尉文渊走到交易大厅一叉腰说“这个市场不会跌了，要涨了”，市场果然就涨上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尉文渊是“木知木觉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你一进场内交易大厅，场外就有人问你的表情怎么样。你的身体语言释放，代表你怎么看这个市场，等等。”直到1994年的一天，尉文渊才小小利用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影响力：那天股指莫名其妙跌得非常厉害，“我拿起话筒说：‘大家慌什么，没什么问题嘛。’当时股价马上就回来了。”
他既要考虑关于交易所未来的大事，还得操心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还在做证券记者的左安龙，一想起老尉面对交易所满地垃圾的黑脸就想发笑。“每到3点半闭市，他都要跑到大厅里喊上一通：‘大家离场时把自己吃的盒饭、报纸都带走啊。’”
在随后3年中，尉文渊陆续地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确立了交易规则；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证券报并担任主编；进行市场扩容，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1992年底的近60家；会员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到19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在此期间，尉文渊也逐渐确立了他在中国证券史上的地位。
1992年，尉文渊推出一项极其大胆的金融工具创新：国债期货。这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可以说，国债期货和国债回购交易的推出，活跃了国债市场，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有助于解决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
然而，也正是3年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上交所。
他依然为自己当年的探索充满自豪；对把自己辛苦创建的国债期货市场送上绝路的“327事件”留有遗憾，“我还是认为，‘327事件’是新兴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它而完全抹杀国债期货开办的市场意义。”
“其中确实存在风险控制问题，还存在市场监管措施未能及时调整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可以假定，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认为，没有327，也会有328、329，总有这么一遭。”
他的耳边回响起香港联交所总裁袁天凡曾对他说的一番话，那是尉文渊第一次访问香港，两人就证券市场交流了许久。
“尉先生，我觉得你太理想了，你想把市场搞得多么理性，是不可能的，市场早晚要出问题，你必须和大家讲清楚，否则，人们以为是你的责任。”
尉文渊的抉择
1998年8月，尉文渊把与自己很熟的记者张志雄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自己要离开了。
当时张志雄劝说他是否忍一忍再说时，尉文渊的态度很坚决：“我们来这个市场本是想做点事的，为了把事做好，总会有争议，这不要紧。但事情往往会转化成人的是非，这就相当凶险了，我是没有这种企图心的。所以，我对希望我留任的领导说，我只不过是个马前卒，让我走吧。我可不能成为争议的焦点，那是很危险的事。”
早在离开人行筹办上交所时，尉文渊就答应领导，干满2年后就回去。
“我突然发现我回不去了，交易所那个舞台那种挑战在这种体制内是找不到的，是绝对没有的。我到机关一看，一份报纸，一杯茶。我发现我回不去了。我只有出来。”
尉文渊随后下海经商，创办企业，集团从广告业做起，已拥有庞大的资产和投资，创业投资特别是风电项目的投资是最让人瞩目的一块。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地区，低调、勤勉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
时隔10年后，那些曾为尉文渊的选择感到惋惜与不解的人们，回顾中国证券业20年史上曾耀眼过的名字和如今的命运遭际，才体会到尉文渊对世事的通透与练达。
在当年这一批证券大佬中，尉文渊是唯一全身而退的。除了另两位猛人外，有“君安教父”之称的张国庆被判刑入狱，原三峡证券董事长邓贵安、总裁李洪尧、副总裁李晓春被判刑，原汉唐证券董事长吴克龄、总裁宋建生被吊销从业资格，原广发证券老总董正青被判入狱4年等数不胜数……
尉文渊是明白人。经历过1994年被某大报点名批评、“327”等连串事变后，他读懂了这背后的寓意——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央和地方之间争夺市场控制权的博弈将日益激烈，一旦摩擦加剧，身处其中的人很难置身事外——“在体制内，你的命运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
张志雄感慨地说：“1991年一进上交所，就听尉文渊说他最想做个商人，当初听得云里雾里的，你这个上交所总经理做得好好的，去做什么商人？现在明白了。”
在2009年年底，阚治东的新书发布会上，我遇到了前来为老友捧场的尉文渊。当我问他准备何时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头发日渐稀疏的尉文渊立即摆摆手：“没必要了，该表扬的好人好事都表扬过了。”
那么，那些不可说的秘密？——“哪有什么不可说的秘密啊。”他笑呵呵打了一记太极。
他承认自己现在圆滑世故了很多，“年轻时的尉文渊多少有点英雄主义，理想、热血沸腾、使命感、不顾一切”。虽然刻意低调，仍然看得出他对中国证券业的监管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一次采访中，尉文渊破天荒地批评政府过多干涉证券市场、创新不够的现状。
“上交所影响了我一生，也赋予了我很多，我算得上少年得志。同龄人很难有人像我一样幸运。对于离开，我很坦然，市场和历史会客观评价。对于过去，我不太介意，完了就完了，连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少知道我过去的事情。”
“我是新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早期建设的铺路石。现在，我是过来人，旁观者。我今年52岁了，以后我会坚定地做企业家。我对我现在的角色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