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创业记

　　拥挤的办公室仅有的空地——过道，权作了演讲台。站在一捆打包好的书上，李开复拿着扩音器讲话。他身边簇拥着不少年轻人，还有更多的人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听他演讲。李开复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换成一位年轻女孩接过扩音器、跳上那捆书，嘿嘿地笑着说：“我们的用户数比上周翻了一番。”周围的人笑嘻嘻地鼓掌，他们的脸明亮得好像有阳光打在上面。李开复抱着双臂，站在旁边，面带微笑。这是创新工场每周五中午员工大会上的一幕，按惯例，创新工场投资的各个项目都要在员工大会上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进展。

　　那位说“我们的用户数比上周翻了一番”的女孩，叫宓金华，今年25岁，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应届生，是创新工场手机照片处理和分享软件“魔图精灵”的项目负责人，目前这个团队有6个人。坐在我面前的她，穿着粉红长袖T恤，扎着马尾，看起来像路边的小草一样不起眼。但是，“魔图精灵”本是点心项目的一部分。因为办公室拥挤，点心项目搬迁的时候，宓金华大胆地提出让“魔图精灵”独立出来，自己来负责。她又立下3个星期内推翻原来规划的保证书，重新做出新的框架设计。“我战战兢兢，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开复说‘我相信你，你绝对能做出来。’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们这个团队的气势就要崩溃了。”

　　宓金华提出重做“魔图精灵”后，过了一个周末，周一她再来上班，发现什么都准备好了。不管自己需要什么人，对方都会出现在她需要的地方。“我觉得像走了狗屎运，好像观音菩萨从天上飘过来帮了我一把的感觉。”宓金华眼中，李开复有点像父亲，你想玩耍，他会在玩具房里搭好小木床、游戏台、准备好玩具、书具等，然后他就默默离开了，他不会像妈妈一样陪你玩，而是让你自己尽情地在里面玩。

　　经过20多天“与时间赛跑”的漫长加班，7月31日下午2点，魔图精灵终于重新上线。当宓金华轻点鼠标，电脑显示“软件上传成功”字样后，她丢开鼠标，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力气都被抽空了，手都发麻了。喘息片刻，她赶紧站起来，催促其他人：“走、走、走，赶紧离开这里，今晚去吃火锅、打牌！”吃火锅的时候，他们又在手机上看魔图精灵下载的情况，为一点一点的用户增长欢呼。

　　“我希望未来用户是千万级的，改变世界一点点。”宓金华抿了抿嘴，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新闯荡之路

　　在清华科技园16层，出了电梯，拐角的墙上贴着一张A4纸大小的告示：“创新工场左转”。游敏丽——创新工场“点心”项目研发总裁——第一次到这里就对此印象深刻，“创新工场名气这么大，但到了它门口，居然不知道怎么走。我在走廊上碰见过好几次拖着箱子一脸迷茫找不到路的人，因为告示太小了。”

　　李开复就是在这里开始重新闯荡，去年8月辞去谷歌中国区总裁职位后，李开复创办了创新工场，他从一名高薪职业经理人成为了老板——目前，创新工场募集资金达10亿元，现有12个项目，工友180人左右。［工友是创新工场对员工的专门称呼］“他原本可以舒适地找一个国际机构，拿着数百万美元的年薪。” 创新工场第一批投资人之一、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现在的开复比以前务实多了， 他忙的是创新工场能不能成事”。去年创业前，李开复曾和俞敏洪探讨过创业的问题。俞敏洪说，“你快五十岁了，一辈子再往后还有出来的机会吗？”

　　李开复决定创业。创新工场的创始人有四名，除了李开复，分别是管理合伙人汪华、产品总经理王晔以及新闻发言人王肇辉。王肇辉和汪华是1978年出生的，王晔是1982年的。李开复的资历、人脉、经验比他们多很多。创新工场最先就是一个中年创业者带着三个年轻人一起做起来的。

　　汪华曾创办过一家与电信相关的公司，当公司上了规模后，他又厌倦了，退出了管理，去斯坦福读MBA，后去了美国谷歌工作。回国后加入谷歌中国商务发展部，将谷歌网络广告从零做到8000万美元。在他再次考虑从零起步的时候，李开复提出创业，他就加入了进来。“我喜欢把东西从零开始做大。”汪华说。

　　清华科技园的办公室简单地刷着白墙，隔成一间间蓝色格子间。每间大约9平米。由于这一年的快速扩张，原本计划容纳4人的格子间最多的坐了12人。在过道上，挨着格子间的是一排白色胶合板的电脑桌。不仅是拥挤，有些员工的笔和本子都是自己买的，电脑也是自己的。“这在大公司难以想象，但他不是诉苦，而是说，你看，我多主动。”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陶宁说。

　　由于只有一个大会议室，不够用的时候李开复的办公室也被征用做会议室，因此他经常被赶来赶去。李开复办公室大约9平方米，雪白的墙上贴着一张绿色的手写标语“INNOVATION WORKS！ROCK ON！”这是他的女儿李德亭送的，是这个办公室墙上仅有的装饰。墙边依次是电脑桌、书架，以及一张可供三人开会用的小圆桌。书架上放着李开复女儿们的照片、一些奖杯和几本书。

　　当初为了降低房租、节省办公成本，创新工场创始人之一、新闻发言人王肇辉在与场地业主的最后一轮谈判里把李开复请了出来，省了不少房租。创业后的李开复很多事都亲历亲为，既为产品做测试，有时候还要做翻译。出行也是坐济舱、住锦江之星连锁酒店。“我觉得这不成问题。以身作则是我的管理风格。”李开复说。

充实团队

　　李开复拉起创业帅旗，他最急需的就是实力超群的青年才俊。

　　创新工场百分之九十以上全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大约26岁。在创新工场投资的各个项目小组中，大多数人是从名校刚毕业的硕士，或刚工作两年的，他们穿着普通的T恤。还有一部分海归，或者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就相对讲究多了，穿着质地很好的衬衣，皮鞋擦得锃亮。创新工场创始人、新闻发言人王肇辉清楚地记得，去年12月份，他到北京市主管户口的部门，希望政府能够给创新工场的应届生办理北京市户口时，对方非常吃惊，这不像一个创业公司的人才架构，完全是跨国公司的要求。

　　不管创新工场的人经历如何，他们面容和善，带着微笑，眼睛发亮。创新工场用户体验总监吴卓浩说：“他们眼睛里闪着光，好像有无尽的激情，给人一种特别想做一件能改变世界的事业的感觉。这让我回想起2006年初我刚加入谷歌的时候，看到工友眼里有类似的光芒，好像时光倒流。这让我下定了加入创新工场的决心。”吴卓浩就有一双忽闪忽闪、会说话的大眼睛。

　　某未公开的项目负责人包炬强此前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上海分公司，今年年初创新工场邀请他过来的时候，他犹豫了很久，毕竟老东家在国内非常厉害了。但汪华的一句话打动了他。包炬强说：“我可以说是因为这句话而加入创新工场的，人活着需要一点理想，虽然有很多风险。但我还年轻，有本钱搏一搏。”打动他的这句话就是“1999年的互联网浪潮你赶不上，但是2010年这一波移动互联网浪潮你再赶不上，就可能要再等十年了。”他现在做的项目尚未公开，他说，这个领域未来肯定会出现一家伟大的公司，可能是他的公司，也可能是别人。

　　“点心”CEO张磊，之前是百度无线事业部负责人，点心项目早就存在，张磊是创新工场花了很久找到的CEO.张磊是个很理性的人，凡事喜欢分析一二三。来之前，他曾犹豫过，妻子告诉他“男人要有一颗骚动的心”。这样，他将外地的房子也卖了，举家搬到北京。他感叹：“开复的影响力真是巨大，这些年轻的学生都是冲着他来的。我对他说，‘要榨干你的每一分能量，为我们公司所用。我就是一只土狼，为了公司，会想尽办法去做。’我说这话时他们都在笑，说愿听你使唤。”

　　游敏丽此前是腾讯无线产品运营总监，被汪华他们邀请来做“点心”研发总裁。“我在腾讯待了七年。腾讯平台太大了，什么样的东西放在上面都会被放大，你的个人能力也会被放大。我出来，不是对自己有自信，相反是因为没有自信所以才出来的。接手项目后，我压力很大。以前做好了不觉得能得到什么，做差了大不了老板再另起一个摊。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招募人才耗费了李开复很多心思。王晔告诉我，张磊、游敏丽都是他们先谈好，最后的说服工作由李开复来做。为了说服游敏丽，李开复和几个创始人到深圳请对方吃过好几顿饭，今年3月，游敏丽趁周末的时间到北京参观创新工场，她觉得李开复说话的方式很聪明，比如吃饭时有人问游敏丽对创新工场的印象，她回答：那里的人很聪明，很好啊。李开复顺势就接一句：“要不你就过来呀。”

　　豌豆荚项目工程师、北大硕士应届生丁吉昌去年底应聘时有一个细节很让他感动，当时是招聘高峰期，因为吃饭或者离开手机几分钟，丁吉昌错过了创新工场的三个电话，直到第四个才接到。而此前他遇到的公司，如果有一次接不到，机会就没了。“一个能四次打电话给你的公司，让人感到自己受重视了。”丁吉昌说。王晔说：“我面试了很多人，他们真的非常优秀，如果不信任李开复这个品牌，他们不一定来。尤其是找高管，最后还得靠开复。”

　　创新工场首席布道师、软件构架师蔡学镛1999年从台湾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几个月前他在微博上流露出想离开阿里巴巴的意向之后，就接到了创新工场的邀请。从HR打电话约请他过去面试、到订机票、面试后发邮件沟通、敲定入职事宜总共花了7天。“有好几家公司拖了两个月才联系我，我说已经答应别人了。”蔡学镛说。他专门咨询了他过去在台湾公司的老板们。这些人一听说李开复的名字，就告诉他：“你别犹豫了，去李开复那里没错，剩下的你不用考虑。”蔡学镛告诉我，李开复在台湾的知名度说家喻户晓有些夸张，但认识字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他。

　　在创新工场，没人告诉蔡学镛该做什么，都是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做什么。他用左手扳着右手的指头向我示范：“你看，我以前的公司，规定我只能做三个指头（方面）的工作，但我实际上能发挥五个指头的功能。阿里巴巴其实是非常好的公司，但我就因为不能完全发挥而郁闷。”

　　蔡学镛说，以前做项目的时候，他更希望找比较乖、能力差不多、不会给他拖后腿的人。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项目需要怎么做。“我过去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什么事情都想自己一个人干掉，来到这边我要开始发挥团队的力量。因为大家都很聪明、很有本事，我们应该是共同把一个项目做好。”

　　整体上讲，创新工场的团队太年轻，李开复也承认愿意来的大公司高管比他预料的少。“行云”首席执行官唐彬森说：“就算是创新工场这么好的平台，招人还是最大的挑战。在美国，最优秀人才大都愿意去创业公司。但在国内，创业公司很难招到很优秀的人才，宁可在大公司里拿低薪也不愿意在创业公司里面拿高薪，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能中国人都比较保守吧。”

李开复与年轻创业者

　　8月26日晚上8点半，结束一天采访的我离开创新工场。走时留意了一下，共计69名、占创新工场1/3的员工在加班。有些人有时就直接在办公室打地铺。曾有一位来得早的工友，因为没开灯一脚踩到了人，吓了他一跳。“对于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会为它通宵达旦，因为不完成会很不爽，非得一口气把它做出来。”包炬强说。他告诉我，创新工场有很多单身IT男，不那么讲卫生，夏天有的人加班三四天都不回家洗澡，直接睡在公司，把办公室搞得有味道。李开复专门发邮件说，年轻人应该适当地注意卫生，不然会找不到女朋友，会让投资人尴尬，会让朋友说你有异味，给大家推荐几款不错的香水。“开复会关注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但说出来又会比较幽默，不会让人难堪。”

　　“豌豆荚手机精灵”项目负责人之一的崔瑾加入创新工场之后，基本上脑子里只有她的工作，什么都没有了，回家也不怎么说话，就坐在那不停地在微博上看用户的反馈，解决用户提出的问题，一直弄到一两点，直接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七点半就从家里到公司。她先生叫她一起看《唐山大地震》，她不去，结果两人吵了一架。她妹妹告诫她：“如果我是姐夫的话，我也会生气的。”崔瑾也意识到这对家庭不太好，最近有了一些调整。

　　崔瑾曾是谷歌公关经理，过去习惯穿着时尚得体的职业套裙，气质有点高调张扬，但现在的她变得更瘦，穿着朴素，隐藏到了人群中。她告诉我，她现在工资水平大概是2001年9月的工资，“我一点不在乎这些事，因为我相信（豌豆荚）能成，它会给我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以前崔瑾花钱大手大脚，衣服每天换一套，让谷歌的同事都有点受不了。现在，她每天都在算钱，虽然现在有一年的钱，也得当做一年半的来花——如果做得不好，是有可能被断奶的。

　　豌豆荚的团队比较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有时候会觉得这事会有人照顾他们。如果放在以前，崔瑾会直接跟他们讲，这不是教育机构，谁照顾你啊！现在，她会去设计一些小的项目，让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主角，要成熟起来。

　　她对现在的团队感到比较满意，“过去我觉得就是过度民主，拼命地争论。现在经过磨合，大家都很理解对方的优势，比如说王俊煜的优势在于他在产品上的天赋，他在产品和用户实际需求上的判断，我们都相信他。在推广上，他们就相信我的判断。当产品架构出现问题时，那就相信冯峰的判断。”崔瑾说。

　　创新工场人才众多，怎么协调也是问题。汪华告诉游敏丽，创新工场有各种各样的聪明人。“我喜欢跟聪明的人在一起，加一把火就可以烧得更旺，和不聪明的人在一起，就是一堆柴渣，永远也烧不起来。”游敏丽说。但她也顾虑，聪明人在一起很难协调。汪华反过来问她：“你觉得有我们在，会很难协调吗？”

　　李开复平易近人，家庭观念很重，带领的创新工场也像大家庭，他就是这里的大家长：温和、开放、宽松，有向心力。

　　第一个带团队加入创新工场的创业者、乐啊网创始人田鸿飞说：“大家的性格都比较相似，不会出现那种粗暴的，或自认为自己牛气冲天的人。大家都比较谦虚，互相帮助。各个团队之间交流很密切，经常外人过来，不知道这是好多家公司，以为是一家公司。”

　　在创新工场，如果有一件事是必须要李开复亲自做的，那就是环境和文化的塑造——如何让这一批有理想的人，能够很融洽地、很努力地发挥他们的才华。李还希望这些公司在独立出去以后，还能记得一些李开复是如何做环境和文化的。“我希望他们在这里能耳濡目染地学到，怎样做一个基业长青的、有价值观的、不做坏事的公司。所以，每次开员工大会的时候，我会很谨慎考虑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对于宽松、温和的环境，李开复也有一层忧虑。

　　“我们这里的人非常客气，不太争吵，但不见得完全是好事。”一次，创新工场平台的人告诉一投资项目的负责人说：你这个方向应该走A路线；那负责人点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们要走B路线。提议A的人就不好意思地说：你说的B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做A.然后就要散会了。旁边听着的李开复赶紧叫停：你说的他明显没听进去，我需要你们在这里碰撞一下，你们必须有确定的讨论结果，不要不好意思，行或不行，表个态吧。“两个人都太和善了，把和谐当成了目标。过上两个礼拜，就可能发生误会，我以为你接受了我的意见，结果你没有。”李开复说，“这也许是中国人的特性吧，一部分中国人不喜欢跟人说NO，什么事都很委婉。另一方面，我们会刻意不要找那种特别凶悍的人，虽然很多厉害的创业者是属于这样的。”

　　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兼合伙人陶宁说：“开复很宽容，他对大部分人很友善，所以他有很多朋友，他每走一个地方都有人愿意帮他。但是，我们也有过争执，就是滥用宽容，没有底线会破坏事情。我跟开复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投资人李开复

　　创新工场在中国是鲜见的模式，是天使投资与孵化器的混合体，不仅对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云计算等领域的创业团队早期阶段进行投资，还为这些创业团队提供招聘、行政、公关、法务等外包服务——就像创新工场办公室放着的一个鸟巢灯一样，一堆蛋卧在鸟巢里。按李开复的设想，创新工场所投资的项目经过3-5年孵化后，即脱离母体。

　　去年8月，李开复拉上汪华、王晔、王肇辉规划创新工场。在李开复的家里，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四个人就开会。李开复和汪华在会上讲创新工场的模式设想。刘宇环帮李开复介绍了一些美国的投资人，李开复他们也研究了硅谷的一些模式。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可以凝聚一批创业者，带着一批工程师做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跟我们探讨、辩论模式，我觉得很烦，很无聊，因为我们只是说这是我们想尝试的模式，我们又不是傻瓜，需要调整我们就调整。去辩论一个纯理论的东西没什么道理，但是有些人就是想缠这些点，写些文章，来质疑什么的，懒得理他们。”李开复皱了皱眉头，流露出一丝烦躁的表情。

　　李开复说：“在移动互联网爆发成长的前夜，我们做出这么好的点子，只投初期太可惜了吧？所以我们要连投三轮，直到大的风投进来前我们才停止。我希望该公司上市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五分之一的股份，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帮助它，筛选出这么好的人和项目，我们不能对不起投资人，这么好的项目，上市的时候我们只剩3%，那有什么意思。所以最后我们说要一个基金和要一个孵化器，这两者是并行的。”

　　李开复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不仅为创业公司提供项目早期的资金，还为他们提供人才、战略方向上的建议。创新工场创始人、管理合伙人汪华说：“中国的VC不可能去支持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我们做的就是这个。而且早期项目你觉得是缺钱吗？其实他们更缺人，缺经验，缺方向上的修正。”

　　行云项目CEO 唐彬森1982年出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8月31日，我采访他时，他的反应非常敏捷，这是一个很精明的年轻的商人。他同时是北京智明星通公司的CEO，智明星通是一家游戏公司，在做海外的开心农场。智明星通现在月收入过千万元，唐彬森不缺钱。2006年他创业时，曾有一个人愿意出一百万元占10%的股份，后来对方不干了，他只好在地下室艰难起步。后来，是蹭别人的会议室创业，被人赶来赶去。

　　唐彬森认为，创新工场对创业者很有价值，“我们当年创业时就没有这样的支持，没有钱就自己出钱，也没有方向上的东西，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我们靠着一股拼劲。如果当时有创新工场，我觉得我们可以早成功两三年。” 他每个月会跟李开复开个会，做一些方向上的交流。创新工场对具体事情不过问，唐彬森觉得挺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你要是真管的话，你就换个人，不要投他了，投了就要相信对方。”

　　唐彬森五年前创业的时候，没有找到任何投资，后来一旦赚钱了，一堆VC来找他。“现在的风险投资并没有风险，项目已经很成熟了，有一些成功的商业模式了，才会去投。他们为何不把钱多投往早期呢？往往最前面的是最聪明的，所以我觉得开复做的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事情。至少他愿意帮助一些团队，可能没什么特别大的背景，甚至是刚大学毕业的几个学生，他愿意去帮他们实现梦想，这个勇气很不容易。”

　　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认为，中国互联网从投资上来看比较热，很多钱进入中国，投向互联网。但他认为，“钱多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早期项目被忽视了。不愿意投早期项目，大量的VC投中后期的项目，因为这样能确保投资的成功率和规模。早期需要三五十万美元的小项目，即便成了，操心也太多。投一堆三五十万，不如一下投一个三五千万的。投资开始往后跑。这特别不利于新的创业公司。”

　　李开复说：“跟五年前相比，VC变多了，初期投资反而更冷清，但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如果你想拿初期投资，不找我们找谁呢？”

“中间人”李开复

　　创新工场母体与项目公司是投资人与被投资的关系，但创新工场也不只是纯粹的金主。李开复说，创新工场对两种人不要：一种是只要钱的，另一种是来找老板的。“我们最愿意投资的是这种人：对自己有自信，但是知道自己不完美，还可以学习，需要帮助，但是也明确知道自己是老板。” 曾经有求职者找李开复：想来创新工场，能不能给高薪？我可以有什么职位？管多少人？李开复一听就觉得不对劲。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创业者找上创新工场，讲他的公司该值多少钱，希望创新工场投钱，帮他招人，其他就不要管。后来这个人在另外一个天使投资拿到了钱，数额也大大超出李开复的预想。

　　“我们需要在光给钱和管得太多之间保持平衡。”李开复坐在椅子上，扭过身在背后的白板上画了一条线，这条线的两头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创新工场对项目管理太深和光给钱。他在直线中间重重地顿了顿笔。

　　一开始，创新工场的模式推行得并不顺利。前四个月基本没有创业者，李开复和团队找了工程师自己做项目。如果团队里发现有合适的人才就让他做Leader，或者从外面找一个来。互联网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点心”就是创新工场的内部项目，后来创新工场找来张磊、游敏丽来带这个团队。

　　张磊说：“最早我是没有勇气接这个活的，我觉得如果我来做，会找一个大家不关注的地方，从小到大做起。但这个项目从诞生之日就有双重高度关注，一是最热的互联网和最热的项目，第二是创新工场本身关注度很高。我跟开复说，我是比较低调的，不太喜欢这样。”负责豌豆荚的崔瑾也烦恼这个问题，她不希望过度曝光，在拼命控制这个事情。“现在被关注太早了一点。”崔瑾张开双手，做了一个向下压的动作。

　　尽管如此，创新工场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远远多于带来的一点小疼痛。“人太重要，没有人什么都干不了。”崔瑾说。

　　李开复帮豌豆荚解决了很多问题，最近豌豆荚看中了一个能人，这人头脑非常清楚，对产品想得也很透彻，但这人举棋不定，他可能去一个很大的公司。崔瑾就把李开复、汪华搬出来和他谈。以前是完全拒绝了，觉得豌豆荚太小了，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他愿意慎重地考虑一下。

　　还有一次，豌豆荚想找一家手机厂商合作，但对方不太了解豌豆荚，崔瑾找到厂商负责人时，对方不怎么理她。后来崔瑾想了个办法，她再次打电话说：您好，我是从开复那里得到你的电话的，我们是创新工场投资的公司，开复说让我来和您商量这件事情。“然后对方在电话中一下子兴奋起来：”开复老师怎么有我的电话呢？‘“说起此事，崔瑾兴奋得用手捂住嘴笑起来。

　　另外，有时合作伙伴会向崔瑾提要求，问开复能否出来捧捧场、参加他们的发布会。“如果是特别重要的合作伙伴，开复还是会去，他在这方面拿捏得很好，他不会过多干涉你的事，但是他又会在最重要的时候帮助我们。”

　　一个好的投资人，不仅是给钱，还会提供更多帮助。“点心”项目和富士康的手机部门有一个战略合作。李开复给对方写了信，王晔去执行。和夏普手机的合作也是如此，李开复和日本夏普的老板认识，他先去了一趟日本，后来“点心”就和夏普手机开始合作了。

　　有时合作伙伴进展比较缓慢，或者说按正常情况下没有完成，或者说王晔直接去找合作伙伴的话，对方不可能那么热情，他就会给开复写个邮件汇报此事，李开复会给那个老总打个电话。“有时不一定真的需要开复帮你做很多事情，但又感觉后面有个坚强后盾，做事情更有信心。”王晔说。

　　“创新工场最大的优势是李开复，最大的缺陷也是李开复。创新工场对李开复的依赖也太大了。” 在红麦软件总裁刘兴亮看来，创新工场的短板也是明显的。

　　但李开复认为，他们决定“来”百分之七八十是因为我，但他们现在在这里不想“走”，“我觉得跟我就越来越无关系了，我是一个磁铁把他们吸进来，但是来了以后这个磁铁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于项目团队来说，他们对创新工场的态度是亲密中带着微妙的疏离。招人时，崔瑾会问对方一个问题：你来的原因是喜欢开复和创新工场，还是因为豌豆荚这个项目？“来（豌豆荚）这里，你得既喜欢开复又喜欢豌豆荚才行。甚至，最重要的是得喜欢我们这儿，喜不喜欢开复我们不太关心。”创新工场有一个招人的标准，就是大家每个人去推荐自己觉得很牛的人，然后创新工场来招。“我给我们团队的人说，你们推荐的人先由我来筛一遍，再推荐给创新工场。我们现在更关心自己。”崔瑾说。 她也认为，在创新工场会有点优越感，有一点像待在温室里，没有那种生死之间的感觉。因此，汪华经常让项目独立去找人，自己到外面去联系合作伙伴，“每天他都把我们向外推，我猜想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创新工场首先是一家投资公司，第二，它是一个支撑平台，最后才是一个孵化器。但是孵化的话，我建议以后不要放在内部，扔到市场中去，一开始就让它在市场中折腾，生则生，灭则灭，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才符合它的利益最大化的支撑。现在也在慢慢向这个方向转。之前其实它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很多自己的项目，这些项目既拿不出来，在内部也不知道如何生存。”张磊也觉得创新工场这种模式非常好，并且非常聪明：“开复除了是我的同事、投资人之外，还解决了我的人才招聘、法律、公关、IT、政府关系等事务，让我专注于产品、研发和商业，可以快速成长。比他孵化一个团队更专业，他可以建专业性的团队，支持多家公司。对我来说，也没有后顾之忧。”

　　在创新工场，如果项目失败了，除非表现太差，会给工程师安排第二次机会，但是李开复不太多地宣传这个机制，“我不希望在这里成为一种惰性，我更相信，这种不在乎失败，是基于一种自信，而不是如果失败了，开复还会照顾我。”

　　李开复在某些时候也会变得异常坚决。对于看不到前景的项目，创新工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退出机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了，舍不得。其实投资界就怕这样的心态。”

　　创新工场曾经有个项目，大家都认为不该去做，但是有个工程师特别爱这个项目，他不在乎别人的意见。有人告诉他：这个不符合你所在团队的方向。他不听，最后李开复只有告诉所有人：这个项目已经正式被取消了，以后也不可以把名字提出来。

　　李开复也觉得过于温和了，才让这种失败项目活了一两个月。他在反思，这个项目，很多人都不认可，这个项目没有经过批准，没有立项，也没给钱，但就是没有人出来把它杀掉，原因是什么呢？

　　资本与创业环境李开复创立创新工场时，俞敏洪是第一批投资人之一，“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是冲着李开复人品与中国互联网未来去的。我对回报没有预期，能把本钱还给我就行了。就算有了回报，我也会不断增加投入，这是对中国年轻人创业的鼓励。”俞敏洪说。

　　美国中经合董事长刘宇环也是创新工场第一批投资人之一，他与李开复认识12年了。“李开复聪明，有理想，做人做事很稳当。我非常敬重他的人品，他身上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中国美德。”

　　“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些都是主流商机，开复有资源和人脉，切入的时机也恰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投开复，对回报的期待一般是3-5年，甚至7年。”刘宇环说。

　　创新工场的投资人分三批，第一批他们可能不需要看任何东西，只看李开复在里面就投了；第二批可能觉得李开复不错、团队也不错、项目也有前途，大陆市场很重要，像美国硅谷银行、联发科就是这样的；第三批就是纯粹的财务投资，比如美国一些大公司的退休基金。

　　创新工场最爽快的一笔融资只花费了30分钟。一名欧洲投资人在创新工场呆了30分钟，李开复和他聊了聊中国，没有谈创新工场。对方回欧洲后打来一个电话就给创新工场投钱了。李开复也遇到过很麻烦的，对方公司里有几个人非常反对，创新工场这边都以为没希望了。李开复还是去拜访了对方两次。第一次送了他自己的书给对方，第二次反对的人说：“我看了你的书，你做的事情很有价值。”“在我已经觉得无望的情况下，峰回路转，我挺开心的。”李开复说。

　　不过，麻省理工学院硕士毕业、乐啊网创始人田鸿飞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秩序比他想像的糟糕很多，他曾在美国工作近十年，他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就是填一张表，那个表本身就不超过一百字，写上名字，写上几个数字就可以了。注销比较麻烦，需要填写很多税表。他认为中国不太适合创业。假设他的公司，创新工场投了十万元，田鸿飞只出五万元，按中国法律，创新工场应该占2/3，田鸿飞占1/3，他觉得很不合理。“但中国的法律不承认，我们必须走很多弯路。如果是技术入股，还得经国家认证。你说你技术牛不行，得国家给认证。”

　　洪波认为，中国目前的互联网创业环境不是特别好，“从政策上说，限制比较多。今年上半年44万家网站就消失了。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策监管对于很多小创业公司不利，各种门槛在不断提高，对草根创业是一种排斥。”

　　另外，目前的竞争环境对创业型公司也不太有利，“如果有价值的项目，基本上大的互联网公司也会做。这样也会抑制小型创业公司。”洪波说。

　　巨无霸可能会介入创新工场投资的领域，李开复说：“当然要考虑，第一不要介入巨无霸的核心项目，第二是不要介入它可能会进入的、可以和它的优势捆绑在一起的领域。第三，当找对了方向，我觉得还是要相信小公司的优势，小公司可以跑得更快，小公司可以没有包袱，大公司往往要顾虑到。”

　　“最后要有良好的心态，就算做了十足的准备，但也会出现你明明做得好好的东西，巨无霸介入了，把你压死了。那我做十个公司，被压死两个就认了，那能怎么办呢？”说这句时，李开复撇了撇嘴，摊开双手，眼睛往天花板翻了翻，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政商环境李开复不仅被一些大学生崇拜，也是中国政府要树立的一个标杆，各地政府都给予了创新工场不同程度的方便。

　　据《南方周末》报道，创新工场在中关村第三极大厦1700平方米的新办公室，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将免除他们三年的房租。9月8日，创新工场在这里举行了一周年发布会，这是个具有现代艺术感的办公室，并且是利用环保、便宜的材料，和普通办公室装修费用差不多。

　　去年底，李开复接到了好多城市的邀请，比如重庆市委书记、台湾马英九、南京市委书记、杭州市长。几个月前，李开复再次接到深圳市市长、成都市市长的邀请。大概有六七位市委书记或市长亲自和李开复及创新工场团队促膝长谈，希望把创新工场这种新模式能够引到那边去。

　　去年10月，国务院一位局长，亲自到创新工场考察，双方都是第一次见面，但局长一上来就说：开复你听听我描述创新工场，看我的理解对不对。“这位局长想在IT界以外复制创新工场的模式，比如说，国家有没有可能用资金、人才在制药业、传统制造业，以及别的行业来复制创新工场。”

　　王肇辉介绍说，杭州市希望李开复在杭州也开办一个分公司，但创新工场暂时未能考虑。杭州市于是自己办了一个“杭州市创业工场”，杭州市蔡市长在讲话里提到：北有李开复创新工场，南有杭州市创业工场。

　　在俞敏洪眼中，李开复是创新思维的前锋。一个国家有创新思维的人，是要鼓励的。他创业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他表明了对中国政治的信心，如果对中国政治没信心，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对中国政治的信心很重要，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改革期，有识之士能带动无数的人，那么开复这样做就给很多海外投资者、归国华侨带来了信心。”

　　给其他中国区首席代表的建议“如果李开复成功，会给一些国际化公司高管带来一些创业的梦想。这些人由于有国际化大公司的科技管理经验，又有国际资本资源，如果他们敢于出来创业的话，会带动一批中国新的公司模式的发展，他们更会利用国际资源。因为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中西文化都熟悉，英文和中文一样讲得流畅。”俞敏洪说。

　　据他了解，好几个知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区首代（首席代表），在观望李开复。一是李开复自己能否做出来，二是政府给了他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给了李开复多大的支持。“至少他勇于去踩一条路，至于他能不能踩得通，后面一定会有人跟着去走，这是特别重要的。”

　　但李开复给其他职业经理的建议是：“绝对要三思，千万不要觉得我做的事情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带头的效果。第一，一个人进入一个大公司，甚至跨国公司，那一时刻起，百分之八九十已经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那种希望有更大的品牌、聪明的人，全球的技术围绕着自己的人，希望相对安稳，能够有一个职业平滑的成长的人，所以这百分之八九十就不太像创业者了，进去以后，在这种大公司里，当然会学到很多技术等等，但是爬得越高，学得越多是怎么去管理、驾驭，怎么去跟人沟通，怎么讨好美国的老板，怎么去思考全球的平台，他离创业会越走越远。在大公司里爬得越高，越难出来创业。”

　　李开复更希望那些在本土公司里做了一段时间的人出来创业，但是还没有爬得太高，可能是个经理，可能是个总监。再高，他觉得都要三思了。“因为你越高，你的那些才华就不见得是创业者需要的才华，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可能也不见得有多强。为什么我自己可以做呢？因为我这不是个正常的创业，在这里主要负责人才、环境、文化、融资、人脉、评估商业计划，我给他们提建议，帮他们找人，做一个教练，这些都跟我这一生做的事情是有关的，没有太多创业师能有这么多的内涵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微软、IBM中华区的总裁，也有一个像我这样描述的职位，可以考虑。我绝对不是说我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只是说我这个创业师几乎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如果所有跨国企业的高管都要跳出来，就都完蛋了。”

　　李开复觉得职业经理人需要思考到底孰轻孰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反思一下，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打拼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还是跟众多的聪明人学习成长，这是他们需要反思的。对于大部分的职业经理人，我的结论还是别创业，但是对少部分想创业的高管，那应该尝试一下。

　　采访宓金华到了尾声的时候，她问我，你知道杰克和豌豆的故事吗？“我感觉我找到了一颗魔豆，我已经种到地上，给它慢慢浇水，它在慢慢发芽，然后慢慢爬，爬向天上的云……”她摊开双手，做了一个向上的手势。

　　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李开复说，“也许创新工场的回报不怎么样，只将本金保住了，但我们也帮中国培养了几千个人才。他们当中总有一批人未来会成为中国富豪或IT精英，也许在他们手里会诞生中国的下一个腾讯或百度，我无法预测是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投资，但我们一定会有这种荣誉感，因为可以看到他们未来的成长和成功。”（来源：《东方企业家》杂志 作者：李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