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主办的慈善晚宴，将于今晚在北京举行。此外，盖茨和巴菲特等人还将于明日召开媒体发布会，围绕慈善主题，总结回顾与中国慈善家和企业家会晤以及中国的慈善理念带给他们的启发与收获，并回答记者提问。
围绕美国两大富豪访华的各种话题依然处于“高热”状态——富豪、财富、慈善这样的字眼似乎从未如此挑动着人们的神经。
一面是“巴比”两人“以身作则”，高调倡议富人应该积极投身慈善，慷慨捐赠家产，一呼百应；另一面是“巴比”中国行的慈善晚宴，部分中国富豪因担心会被“劝捐”而被报道拒绝出席；一面是国人对富豪的捐与不捐各持己见，另一面是企业家陈光标公开致信“巴比”，高调宣称将在身后“裸捐”，引来无数评议。由始至终，这场关于财富与慈善的讨论，似乎以越来越大的热力带给人们更多话题。
然而，喧嚣过后，“巴比”访华所引发的关注和思考，似乎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其背后，是对于中国慈善行业发展的关注与反思。
由“巴比”访华带来的“劝捐”事件，也许仅仅是这场慈善大讨论的开端。
“巴比访华”带来好开头
“尽管对于巴菲特和盖茨访华说法各异，但其给国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在舆论上掀起对中国慈善的讨论和热议，这是其最有意义的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慈善理念与制度措施尚未健全，慈善行业尚未迎来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好地对慈善事业讨论。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扶危济困的传统和自发的慈善行为，但如何从点至面，系统地认识慈善业的发展，需要借助外力，而巴菲特和盖茨带来的，无疑是外界慈善理念的一个介绍。”
也许盖茨和巴菲特不曾想到，他们此次慈善传播要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扶危济困传统，却在当下没有多少富豪乐于社会公益慈善的国家。
今天，尽管中国富豪的名字屡见于各类财富排行榜，但人们似乎很少看到，他们捐出大量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甚至在几年前的全国“两会”上，就曾有代表委员发出中国富人为何“富多仁少”的慨叹。
除了社会演进过程中所造成的断裂，今天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奇怪的现象？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表示，这与中国富豪们所处的成长阶段、中国的慈善制度和社会心理及文化等因素有关。
捐了钱还引来骂名
为什么中国富豪不乐捐，至少看起来不像美国富豪那么好善？
“我们来假设，一个千万富豪有四个途径使用财富：扩大再生产、高消费、做慈善救济穷人和以税收等方式交给政府。在上述渠道中，扩大再生产、高消费可能是最迫切的选择。”龙登高说，中国的第一代富豪成长大多只有一二十年时间，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更多的富豪们在获利后会选择扩大再生产或是消费，没有更多的余钱进行慈善捐赠。
此外，中国也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税收激励制度，缺乏制度配套促使富豪们把本来交给政府的钱拿来交给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目前的政府配置慈善资源的格局，也使一些富豪担心透明度问题，而不愿意过多捐赠，龙登高说。
一位高调捐赠数亿元的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被问道：“你这么多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似乎成为人们在惊叹于富豪的爱心之下，最为直接的一个联想。分析人士认为，民间的仇富心态、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中国社会对慈善的理解度尚不足够等因素，组成了制约富人们慷慨解囊的社会氛围的一部分。
“这种民间的仇富心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教育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我们的教育中，资本家依靠剥削工人致富的概念已灌输多年，同时，人们在联想到一些企业家的财富来源时，第一印象总是‘原罪’。”龙登高说，尽管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并不应该被扩大渲染。不少企业家能致富，最主要因素是他们满足了市场需要、民众需求，因此获得了边际收益。而一些富豪之所以不愿意捐款，原因之一就是怕被人质疑财产来源，怕因而背上骂名。
因缺乏激励而缺乏动力
导致中国富豪远不及美国富豪“乐捐”的另一因素是中美在慈善制度、措施、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它与很多层面的因素有关，比如社会形成机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周庆安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龙登高看来，中美慈善的根本区别，是美国慈善机构多由社会和民间来进行控制和支配；而中国慈善机构则大多隶属官方，然而，以政府控制慈善机构、配置慈善资源的格局却并不能带来高效。
他以教育为例来说明同样适用于慈善的道理：美国很多著名高校，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校友捐赠，因而其教学、科研等都不受政府控制，从而实现了教授治校，学校自然会在教育市场和人才培养市场中去寻求位置和提高地位。“而中国的慈善行业面临着和教育领域一样的问题。”他说，形成如此格局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仍处转型期，但就根本思路而言，慈善机构不应属政府。
此外，缺乏激励机制也被视为中国富豪捐赠缺乏动力的主要原因。一位曾前往美国进行慈善研究的专家表示，目前，国内仍未开征遗产税，“但对于富人的财产安排，这类税收是一个影响因素，美国的不少富人为何搞慈善事业并且要将其做好，恰恰是因为在国家公权力之外给社会留有自由空间。”她说。
对于中国富豪目前面对的无论高调捐赠还是担心“劝捐”都容易被社会质疑的双重问题，龙登高表示，不要把捐赠看做太高尚的事业，“如果你有5000万，而拿出10万来设立一个基金会，去资助贫困的孩子读书，或资助学术机构，同时可以拥有你对它的控制和影响力，那么，何乐而不为？”
应自觉而非社会压制
“我们应该宽容地看待富豪的捐与不捐，有些富豪尽管没有捐款，却会到家乡修葺祠堂、修桥修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慈善。”他说，慈善是一种利益分配及资源问题，慈善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配置资源，从这一角度讲，由社会团体、民间慈善机构等来进行资源配置，能够达到更多元化、更高效的效果。
周庆安表示，这说明中国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理解还不够。“由于富豪的社会财富占有比例高，因而大家对其关注和要求也高，但慈善公益还是应本着自愿原则，不分能力大小、钱数多少、比例高低，无条件地帮助其他人。”
事实上，捐赠并非富人们的专利，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的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慈善工作可以针对任何有能力的人，这个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及其他能力。“慈善文化不是谁有钱才有去助人的义务，这个责任和义务更多是自己的感觉，而非受社会压制，无论钱财多少，都可以凭感觉决定自己是否要帮助和支持别人。”
专家表示，中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是，未来要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需要更为强劲的制度推动力，包括创造一个更为便利的环境，“目前，我们对公益事业或慈善抵税方面的标准还不太一致，对遗产税的征收未进入环节，社会文化中对慈善者的社会关注上仍有仇富情结等偏差。慈善不是有一部慈善法就能短时间内开展。要让公众意识到拿出金钱、能力、为他人服务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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