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这个词不适合戴国芳。
从戴国芳出狱之后，我去过他位于常州市煌里镇的老家四次。第一次大门没敲开，第二次遇到戴的亲戚，第三次见了一面，他捂着喉咙告诉我刚做完手术说不了话，等他好了再聊。半年后我估计他好了，再次来到煌里，我们隔墙通话，他说正在北京，我说要马上回北京，他才说了实话：“还是不要见了吧，最近什么事也没做，就想安静待着，如果要做什么事的话，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是等不到戴国芳电话的。一位接近戴的舅舅蒋锡生（铁本案的诉讼代表人）的人士透露，他曾通过蒋打听戴是否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讨回铁本老厂的资产，据说戴国芳并不积极。
2004年3月，宏观调控的大幕突然笼罩铁本。戴国芳冲击千万吨钢铁产能的大梦破灭，自己也身陷囹圄。
2008年10月，戴国芳取保候审。2009年春节，戴家拜年的人宾客盈门，鞭炮格外响。最初外界对戴国芳和铁本的未来曾有多种想象，有的说他打算继续办钢厂，还有的说当地政府会给他几千万帮他重振旗鼓，后来证明都是空穴来风。一位匿名的当地银行负责人说：“事情都过去五年了，因为铁本的事银行行长都换了几任，他要东山再起比较难，谁还敢给他贷款？”
有两块与戴国芳有关资产的处理，随着他重获自由提上日程。一块是铁本老厂，也就是位于东安的戴国芳发家之地。戴国芳被拘捕后，产能为150万吨，占地800亩的老厂在当地政府安排下，交由常州鑫瑞特钢租赁经营，年租金为10万元。鑫瑞特钢在2002年底方成立，最初产能不过40万吨。铁本事件成为其董事长刘建刚和戴国芳命运交错的十字路口。
2007年11月前后，常州鑫瑞特钢被沙钢收购，后者占股51%。沙钢的醉翁之意在于老铁本资产。沙钢在结构调整中，可以将一部分低端建筑钢材产能转移到这里生产。
2009年我曾拜访刘建刚，在还散发着油漆味的新办公室里，七八个人都等着他签字。提到戴国芳的归来，他有些不耐烦，“一切听政府的，无论是重组还是清算，我都不会参与。”他隔着宽大的办公桌递过来一支烟，含混地承认戴回来后见过几面。最近的一次电话中，他告诉我说，外界对他有很多误会。
另一块资产是铁本新厂，也就是因违规建设而轰动全国的铁本“江边项目”。在铁本事发前从6家江苏金融机构获得的43.4028亿贷款中，25.6亿元贷款已对江边项目做实际投入，而这些资产自从宏观调控后，每天都在风雨中腐蚀，总面积6541余亩的土地已无法复耕。
2009年7月22日，铁本破产清算组成立。根据评估结果，铁本东安厂区的固定资产评估价为11.1亿元（含土地），江边项目资产评估价为2.77亿元。
2009年底，经过两次流拍后，两块资产终于易主。距离铁本老厂不足一公里的常州金松特钢以7.108亿元的保留价格取得了老铁本的资产。铁本新厂资产则由废旧品回收企业常州嘉江物资有限公司以1.994亿元价格拿下，该公司在拍卖前两天刚刚成立，出资人中有原戴国芳的下属朱运国。
新厂土地不在拍卖的资产中，据说中石油将在这里建成成品油集散中心和化工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沙钢对为何没有参与老厂竞购不予置评，但是在当前钢铁业产能过剩的形势下，老铁本资产对沙钢已非一块蛋糕。
对常州市来说，铁本事件一直隐隐作痛，越快处理完越好。
对戴国芳而言，如今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铁本的债权人有近1000位，确认金额达到38.4亿，而拍卖总价尚不到10亿元。
中国民营钢铁企业是一个在悖论中成长的群体：来自地方政府和地方产业政策的鼓励与来自国家层面的控制始终交织在一起，戴国芳是在这个悖论中折戟沉沙的极端例子。与其他入狱的企业家不同，戴国芳在事发前并未因他的经营能力著称。
时势造英雄，时势有时也将普通人推入难以挣脱的漩涡，戴国芳就是后者。（记者：何伊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