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我们追寻事业的过程中，展示出勇气并不是什么难得一见的事。在我们努力成为律师、教授、网站设计师、发型师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要遇到一些挑战，而我们要上一个新台阶的话就必须要迎接、克服这些挑战。总有一些十字路口，需要我们凭着信念跨越过去，总有一些时刻，需要我们想到一些新的理念（比如针织布！），而这时你就不得不看向一些所谓“一无是处”的地方。
但可可-香奈儿是不惧前往另一个阵地的。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总是非常敢言。为防这么说不能体现出她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能打动你，请你考虑一下如今那些汗牛充栋的畅销书吧，专讲女性无法讲出自己心中所想、无法与人商谈、无法在感觉不到有人倾听的情况下决心实现自己的想法。有一个非常热门的博客叫做 “The Daily Asker”，该博客的作者每日都会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去索取某些东西。没错，女人能哭泣，女人能发怒，可我们女人还在为着说出自己心中所想而努力挣扎着。
香奈儿不仅仅是个直言的人，她还是个喜欢反唇相讥的人，她很安于自己的“坏脾气”。
当她决心要出人头地而不是成为附庸之物时，其中一样她不再关注的东西，就是如何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觉时不会冒犯到他人。真的，她对这些都无所谓的，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司汤达（小说《红与黑》的作者，也是站在其身处时代前沿之人）曾有一着名说法，说是冒犯一个巴黎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待人接物仁慈些。从这个方面看来，那真是没什么机会去冒犯香奈儿小姐。她为了保持正直可以变得非常冷酷无情，并且常常都十分刻薄。和大多数的美国女人不一样，她从没想过要对她内心那只广受欢迎的拉布拉多寻回犬加以驯化。在身为一个调情高手的同时，她从未觉得有需要去装成一只小猫来弥补她的财富与盛誉所带来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在制作出着名的黑色女装之后，那时香奈儿已经是巴黎的时尚女皇；在巴黎现代艺术装饰与工业展上，香奈儿的对手保罗波烈亲手击沉了自己辉煌而起伏不定的事业——他展示了用银线、锦缎、天鹅绒塔夫绸和雪纺布制成的样式繁复的拖地长裙，完全没有体现出展览中“现代”的一面（轻便舒适的织物，又短又贴身的裙子和低腰宽松裙）。就在这个展览会之后，香奈儿在人行道上碰到了波烈。可怜的波烈当时已经失宠，他的财政也陷入了困境。他除了在展览会上展出昂贵而不入时的长裙之外，他还坚持在三艘用电力照明的河运驳船上展示他的这些长裙——这么做让他搭进了大量的金钱。而在此之前，为了支撑自己的名声，并且反击香奈儿那种顽固的简洁风格，他甚至推出了用小灯泡从里面将其照亮的裙子。冒着听起来就像苏斯博士的危险，我要说：那时他在沉沦，而她则在冒升；他已经完了，而她正处于巅峰。
那天当她在人行道上遇到他时，她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对他保持优雅亲切。
看到香奈儿穿着她那带有女学生式领子和袖口的黑色小套装时，波烈挖苦道：“小姐，你在悼念什么呢？”
她说：“亲爱的先生，在悼念你。”
香奈儿的幽默不是温和的，而是好斗的，她就是拿着一把剪刀的多萝西帕克。这除了是因为她本来就有不情愿做个令人愉悦之人的法式性格和她那种灰姑娘情结之外，还因为她遭受了只把她看做一个裁缝的种种轻慢。即使是在她取得成功之后，那时她的帽子已经独家供应给着名女演员们了，并且她的生意也扩展到了包括比亚里茨和巴黎等地方（到了1917年时，她已经有五家工作室了，在其中一家工作室里，有60名裁缝负责专供西班牙的衣服），但那些愿意为她的衣服付出巨量金钱的贵族女性们还是会习惯性地冷落她。她们会花上数小时在她的店里试衣，然后第二天在赛马场上看到她时却假装她是隐形的。这种情形出现得并不少。女装设计师在人们眼里就是个生意人，比起家具木工和磨刀工好不了多少。号称高级定制时装鼻祖的查尔斯沃斯会在路上看到自己的一个客人时，特意走到街道的对面去，免得让他的客人身处要刻意忽略他的境地。
然后就到了香奈儿，坐拥那些简洁、新颖衣服的她可不甘心忍受任何人的废话。她是富有魅力的，但她拒绝做自我审查。她会讥笑其顾客的丈夫说，“那些大公王子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又高大又帅气，棒极了。但是这些表象背后呢——什么都没有，只有伏特加和空虚。”对于日渐发福的科莱特，她是这样说的，“科莱特还是宁愿爱上两根烤香肠”；她称毕加索为“戴帽子的西班牙佬”。
这些无所顾忌的话语所带来的结果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香奈儿那种坚持己见、敢于表达的做法，不但没有将人们吓跑，反而还把他们都吸引了过来，让人们对她更感兴趣。她才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兴趣去关注人们怎么看她呢。
生活是严肃的，她也是严肃的。她把奢华定义为一种自由，并且不再自我审视，要她取悦于人只会剥夺了她的奢华。直到她变成了一个非常苍老、脾气非常差的女士时，香奈儿依然受人爱戴。艾克塞梅德生在他所撰写的香奈儿传记中，以那位热爱香肠的科莱特的一番慈爱而不带怨恨的评论作结：“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必然能发现这是一位喜欢沉思的征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