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事实上，我们也是历史的影子，而未来是我们今天的影子。”在对光辉历程的梳理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闪烁其间的生命组织早已沉积至历史的崖隙中继而被我们忽略？在伟大时代呼之欲来之际，是否能够从当下的影子中，把握住存在于创新、文化、变革、进步背后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时下热播的《公司的力量》中，总导演任学安将公司这种力量解读为人类史中“最伟大的发明”。谁在凝聚个体技术、知识、社会关系，使之成为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谁在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中最为有效？显然，公司角色的出现，不仅令前工业化时代纠结始终的问题在转瞬之间完成，也令人类的工业化进程瞬时间超越前工业化时代上千年、上万年。
而当下我们的问题，在于对这种力量尊重不够，不仅体现于认知。诚然，公司出于其利益组织的本性，尽管身不由己，不免令人爱恨交织。这一点，任学安在接受记者专访过程中也有所涉及。
以下为记者对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副总监、《公司的力量》总导演、总撰稿任学安的专访：
五年积淀，水到渠成
记者：最初怎样萌生制作这部片子的念头？
任学安：这个名字其实五年前就定下来了。当时《大国崛起》刚刚开始拍摄，我们在做资料整理和前期采访中都看到了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有一个组织的价值非常大——甚至说作用非常大。当时我很明确的提出来，2005年下半年要做《公司的力量》。
鉴于《大国崛起》制作复杂，这个题目就往后拖了。后来做了《复兴之路》，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做了《中国故事》。总结这三个节目，我们搞了一个很有噱头的名字，叫“梦想三部曲”：大国梦，复兴梦、中国梦——这不是根本，根本是为什么谈这三个节目？？这三个节目对《公司的力量》是有直接影响的。
《大国崛起》的影响是源头式、灵感式的。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在观察500年现代化进程中看到了公司；然后是《复兴之路》167年的历史，中国探索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公司；《中国故事》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选取的十个中国梦的样本中间有五个都是经由公司这个形式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转向和变革。
做了这样的追述之后，你看这个节目是水到渠成。当然还有一个现实体验，正好05年我去珠海挂职，具体负责招商引资，目睹了当年的小渔村量变成大城市——这当然是国家的政策，但具体怎么变？政策并不能建成大楼，而公司就像推土机一样，让我们最终看到了这些事实。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说这个片子的成功，至少我们把它做成了，我们把我们几年的观察和思考变成了一个现实，这是我们挺有成就感的事情。
记者：在采访这些公司的过程中，您觉得最大遗憾是什么？
任学安：我们涉及到的是50多家大型国际公司及国内的一流的公司。遗憾嘛，我觉得最重要是有一些公司，我们特别希望跟他们分享，面对面的沟通，比如说杰克。韦尔奇，但是你没有办法，他的伟大局限了他，让他不知道我们同样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这是遗憾。
记者：比如说一些港台企业，比如说李嘉诚。
任学安：这么说吧，这不是一个全景描述——一个电视节目做不到，能做到的话也没必要面面俱到。我们并不是按照区域，按照公司的类型来给公司做一个全景的一个描述。所以你说遗憾甚至缺失，没有问题，你可以这么看。但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没有列入的企业就不够伟大，列进去的就是伟大，或者说没有列入就是遗憾。
你说到为什么没有李嘉诚，我们曾经认真的想过要不要采访李嘉诚，后来放弃了，我们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他的公司足够大，但是我们觉得有更大范围内来观察。比如说我们会谈趋势科技、谈比亚迪、谈东南亚很多很棒的公司。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逻辑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可能是你没有机缘，也可能是说你没有观察到，也可能是说你就是不想选他。
记者：看纪录的公司名单时，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央企和国企比较重。
任学安：这是你的狭隘。媒体可能是希望找到自己习惯的角度，想挑国企的毛病，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你要看事实，你仔细看你就非常清楚，谁的比例大谁的比例小，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做一部“国企改革史”——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觉得不尊重中国的事实，就是一种狭隘，我们不能带着书本拿别人的理论看问题，带着人云亦云的视角看问题。
公司是最伟大的发明
记者： 请您用简单几句话来说，公司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任学安：出于对财富无限的追逐，它拥有持续不断的创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
记者：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威廉姆森把公司看成是一个跟市场、政府并列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这降低交易成本，但事实上公司是由政府引导。您在这部片中把企业放到一个什么位置？
任学安：前两天有人说这部片子是一个教科书，但是从我的评论来看它不是，它也不去扮演这个角色。我们不可能更深入的去研究和探讨，这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只是对它的关注，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做个梳理，让大家来去看。
你们看到什么了呢？看到了市场的无限，看到了早期猎富时代，一些企业家的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看到了进步过程中间曾经发生的那些让人无法接受、但对于今日的确可以成为经验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在危机时刻谁在拯救世界，哪股力量在拯救市场，哪股力量带我们走出了那样的历史的阴霾；我们还看到，管理成为科学的时候，公司内部以及外部，公司的权力应该怎么样交接；我们还看到了文化，文化在公司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是什么；我们还看到了创新——我们老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棒，都没有错，谁在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当中是最有效的？一个创新性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建设？从公司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这些。
在第七集我们看到了“文化”，一开始我们称之为“独领风骚”，后来我们把“独”改为“各”。一字之差是有区别的，不同文化下的公司它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文化深刻着影响着不同的公司——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第九集我们看到了“本土雄心”，这个本土是恒河的本土，是伏尔加河的本土，是黄河、长江的本土，这个雄心同样是俄罗斯的雄心，是印度大象的雄心，也是中国龙的雄心，关键看谁能胜出，谁能走得长久。
记者：您在谈及这些文化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公司的原罪问题？比如说西方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企业人格诊断书》，片中以世界卫生组织心理疾病诊断手册作为根据，逐条审视企业行事作风，最后诊断出企业实为典型精神变态的结论。对比国内，目前讲公司盛行的是成功学之类的，批判性眼光相对比较稀缺。您如何看待这个？
任学安：首先我承认一代人比一代人聪明，但是也聪明不到哪去，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犯同样的错误，只是换了一个面貌和角度，在不同的本土继续上演。
我的意思是什么？历史上总有一些标志性的负面的东西，只不过我们太容易忘记它了。过去犯错误可能是铁路网，现在犯错误可能就是互联网，我们人类就是逃脱不了这个，为什么说历史重要，为什么又说历史不重要，我们太多的关注当下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局促。
至于公司批判，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对于公司的功与过方面已经非常明确。首先，公司作为最伟大的发明，在这几百年的过程中间，它实现了人类的财富高速积累，在社会改造、文化改造方面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的过也是非常的明显，这个过我们今天看到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那你有没有看到1997年、1987年危机，再往前是否看到1929年， 1907年，1725年的危机？有没有变化？为什么没有变化？它就带着它的毛病出来的，它就是一个嗜血的，问题在于，你明明知道它是一头咬人的狗，你还喜欢养它，那怎么办？给它带个口套就完了。不带口套是主人的问题。所以对于公司的监管，每一个组织都需要另外一个组织或者是另外的力量去平衡它。
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公司
记者：你讲到您认为公司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好象国内外类似题材的纪录片给予这么高评价的几乎没有。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您给出的这个评价是准确的？或者说有没有特别拔高的成分？
任学安：说公司是最伟大的发明，首先这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成果，在梳理它的过程中间我们接受了这个成果——我不接受我就不使用个成果。历史和现实都让我觉得我们对于公司不是拔高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够的问题。
我们跟公司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关系，但是往往不经意间就忘记了它是一个组织，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组织。我们老说法人，什么是法人？如果你有这种概念，当你面对一个公司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对待的方式，所以说不是说高和低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应有的价值，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扩展到我们面前，我们需要了解公司这个组织，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通过这个组织形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不是推崇备至这个组织，而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他的方式，一种很迅速的、集结个人技术、知识、社会关系的方式。回头来看30年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但更多是倒下的，我指的是创业者，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式的冒险、激进、创新、商业敏锐，其实很多人都有，最终走出来则是与性格、环境、时机相关。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大企业家，如晚清状元张謇，如荣氏家族，既怀揣个人财富梦想，又家国天下，不能说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长成还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