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叫停到收紧，银监会表面上对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的合作态度严厉，实则悄然为银信合作开了口子。专业人士称，银信合作缺乏监管、法律关系凌乱、规避宏观政策调控、潜伏寻租和滥用，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投资者财产安全来说，是一种不可预知的风险。而银监会新政采取的柔软的限制措施，其实无力消弭诸种根源性弊端。在他们眼中，被寄予构筑金融安全之门的新政，才落地，已飘摇
8月5日深夜，深圳某商业银行大楼内灯火通明，这是一次不同寻常却又令人愉快的紧急加班。当天下班时分，同其他各大银行一样，该银行也突然接到中国银监会下发的急件（《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将银信合作业务收紧。“比起叫停，收紧是万幸。”该行理财部杜奕说话中略带“劫后逢生”的唏嘘。
杜奕告诉记者，一个月前，大概在7月2日，也是下班时分，当时，他接到深圳市银监局的电话通知，要求全面暂停银信合作业务。事后，他了解到，当天全国各地的银行都陆续接到了当地银监局的电话通知，通知内容同他接到的无异。
和他一样，他的同学，在上海某信托公司工作的李涵，这一个月的心情也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如今，李涵在电话里同他交谈甚欢：“老兄，咱们还是一家人嘛，不是不能合作，是得谨慎点儿合作。”
一个月，风向逆转。全国各地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纷纷拱手相庆。
然而，坊间对于政策的“阴雨转晴”多有不解：一会儿禁止，一会儿不禁止（仅仅是收紧），银监会在搞什么名堂？银信合作，究竟有何喜、有何忧？
风险有多大
根本问题在于银信合作已达至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的程度。
对于银信合作，记者查到的解释是：为防止经济过热，央行出台政策，要求商业银行的放贷不得超过一定数额，但是，由于各界（如房地产商、地方融资平台等）对贷款的需求很大，商业银行受利益驱动，为绕过政策限制，便通过将理财产品交由信托公司管理的方式，达到间接放贷的效果。
照此说法，银信合作可谓银行暗地里开辟的“借贷通道”，是银行为了规避国家信贷政策而发明的“乾坤转移”术。
据了解，此种方式将潜在资金流向政策管控较为严格的产业如房地产业：自4月楼市新政出台，房地产企业融资受限，于是，房地产企业借道信托途径疯狂融资，房地产信托理财产品因此频频出现，“而这种产品，募集规模动辄一二十亿元，加上一个项目可分别找几家银行，开发商可以通过此种方式融资数十亿元”。
这显然同宏观调控的精神背道而驰。
杜奕提供的数据表明，今年银信产品发行规模呈爆发式增长，仅上半年，银信合作产品发行规模就超过2.5万亿元。
这是一个危险的数字。由此引发的经济过热、宏观政策失效，已将国家经济置于系统性风险之中。
“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专业人士分析，银信合作的模式是：首先，投资者拿钱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其次，银行将这笔钱交给信托公司；再次，信托公司将这笔钱交给投资顾问（其资格并未受到监管）；最后，投资顾问将这笔钱投向某些领域如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老百姓（投资者）把钱信托（虽然银行自己称为委托）给银行，银行又将钱信托给信托公司……这种转信托是不为法律允许的”。
该专业人士说：“多数不明就里的老百姓都是怀有对银行信用的认可、稀里糊涂地买了理财产品，银行怎能滥用这种认可而将他们的钱最终投向一些高风险领域？”他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国家基于风险保护设立金融投资的适当性原则，即不支持没有风险投资能力的老百姓参与风险投资，而银行却把老百姓“忽悠”进来，让他们最终参与了高风险投资。
很多有识之士坚信，自7月2日银监会重拳叫停后，银信合作日后必将被明确勒令停止，以构筑一道金融安全之门。
然而，8月5日，当一纸薄薄的官方文件（银监会的急件）拿到手中时，已经做好准备的杜奕不免惊诧（当然更多是高兴）：“这不是又给我们留活路了？”———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体察到了其中传递出的宽松的信号：“虽然单纯从表面上看，银监会对银信合作仍然持有严厉的态度。但是，从叫停到收紧，这意味着高层对银信合作的态度不是打死，而是放生。”
全国普遍高温的8月，银行信贷部门和信托公司洋溢着一片雀跃，有识之士却再次陷入担忧。
哪家在公关
杜奕也感到惶惑：银监会怎么不强硬到底？他的疑问是：银监会35天之内作出两次紧急举动（分别以紧急电话通知、发急件的形式通知各相关机构），“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情，态度怎么转变那么快”？
“这是一锅被利益搅浑的粥，各种意见，各怀动机，各自为政。”如上不愿具名的专业人士断言，“银监会之前的叫停不过是缓兵之计。”
银信合作，牵涉到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投资机构、理财产品终端使用者等一批庞大的群体。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往往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投资者发现自己的钱被乱用，就会去投诉。高层于是紧急叫停。但是，这就断了银行、信托公司、投资顾问等利益群体的财路。”该人士说，“这些利益群体如坐针毡，开始奔走游说、公关。”
“他们向高层诉说起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或称中国富人越来越多，金融理财服务旺盛；或主张通货膨胀下百姓的钱不应趴在银行里贬值，做投资是明智选择；或保证将这些理财资金由表外转到表内（纳入信贷规模控制中）以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希望不要将他们‘一棍子打死’。如此一来，银信合作又出来了。”他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漩涡还不止于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业投资基金、房地产行业、高利贷市场等最终利用银行理财资金的群体也被指责为力主沉浮的推手。
虽然杜奕和李涵并不知晓银监会在政策转变过程中，是否召集其所在的银行和信托公司等开会，但二人均坦陈，新政让他们看到刻意折中和平衡利益的影子：一方面，默许银信继续合作；另一方面，作为平衡，在宏观政策诉求上，新政倾向于适当控制风险，令银行将理财产品纳入信贷规模控制范围中。如是互有攻守。
幕后推手的说法被北京某投资机构刘经理反驳，尽管他也认为银监会新政是“各方利益协调后的产物”，但其誓言从头到尾均未参与过利益博弈动议，并反驳该新政被利益群体左右的说法。
而北京某家商业银行则不愿接受采访，电话那边只是强调：“新政都已经出来了，难得稳定、明朗下来，就不要再起波澜了。”
不安与自责
对于不明就里的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样的指摘、揣度越发增其安全忧虑。
3个月前，老王头在出租车上看到“光大银行‘金葵花’理财产品火热发售中”的广告，心血来潮的他满怀对预期收益率的憧憬来到银行柜台。现在他心里却直犯嘀咕：我买的理财产品是不是也跟这个银信合作有关？我的钱现在到哪儿了？该不会上广告的当了吧！
对于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他显然没有概念。他说，虽然国家禁止金融机构将他的钱投资到某高风险领域，然而，银信合作这种不断转信托的方式规避了这种监管，他的钱极有可能已被投入到某些高风险领域。
“银信合作涉及的环节多，而信托通道比较灵活。由于监管缺失，这其中各方关系确实尚未明确，老百姓是难以对面临的风险和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作出审慎判断。”兴业银行总行资产营运中心分析师蒋舒说。
对于老王头的不安，身在信托公司工作的李涵颇感自责。他此时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既为银监会保留其“口粮”的行为感到欣喜，也为信托业在银信合作中的帮凶行为感到羞愧。在化名博客里，他抨击信托业依赖银行理财产品攫取眼前利润的扭曲发展之途：信托公司你从银行那里拿来钱，又转手交给其他投资机构，银行由此达到了瞒天过海的放贷目的，那信托公司你自己又有什么价值？
“可以说，在银信合作环节中，信托公司是不创造任何价值的，它仅仅是一个叫卖的牌照，是‘金融寄生虫’。”刚从日本考察回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王涌解释，“我国信托公司差距很大，现在走的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不归路、短视之路，应尽快回归其资产管理的本职。”
“不论对于银行规避政策监管之弊，还是对于投资者资金安全，还是对于信托业的发展，宽容的银信合作新政都难彻底消弭其中的隐患。”他难掩遗憾，银信合作新政实为各方的非理性发展埋下了纵容的种子。
如今，多数金融业人士仍追捧“规避监管所以产生金融创新”的规律，并坚信银信合作会迎来自新的机遇以及产生更多推陈出新的模式。对此，王涌不予苟同：“长痛不如短痛，不要再沉浸在这种预期中流连忘返了，任何的限制、收紧、改良都难防死灰复燃的弊端。”他鲜明提出，“必须彻底切断、绝对抛弃银信合作这个模式。”（记者：黄希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