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首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型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也即“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必将经历两个发展过程，这之后该国经济将到达“刘易斯拐点”。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以至最终转移完毕，劳动力也从过剩到达短缺的转折点。但是，这个转折点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个时间段，或者说是一个时间区间。
判断一国或一个经济体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主要依据如下三个指标：一是劳动力供求相对规模是否改变；二是劳动者工资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城市化比例是否达到一定水平，也即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已经转移到城镇等。
刘易斯在其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创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从“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元经济”，必然经历以下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从纯粹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单一的农业经济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由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化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大量转移；这种转移不仅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还提高了劳动力本身的生产率和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这不但能够有力地推动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还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来自世界银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中国，劳动人口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倍左右。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正是这种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
第二，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阶段。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人口进一步增加，这些剩余劳动力会继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也会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循环往复将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至最终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
随着“二元经济”的完全消解，农业部门也开始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直到它的生产率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最终接近，经济进入一元状态，“刘易斯拐点”也随之到来。
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经历“刘易斯拐点”简况
一般研究认为，日本、台湾、韩国经济相继于上世纪60年代、60年代后半期至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
日本：
1960-1961年间，日本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供求关系的变化加速了工资的上涨。日本产业总体工资上升率1955-1960年间平均为5.6%，1960-1965年间则达10.4%。从1955年至1965年，日本产业总体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在城市化方面，日本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63%。
1959年日本推出最低工资法；1960年开始推行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年金保障；为扶持弱势企业设立农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基本法；1963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推出以重化工业为发展方向的产业调整政策；企业逐渐开始实行年功序列制，以防止熟练工人的跳槽，并于1970年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
台湾：
在1967年之前，台湾企业的招聘人数小于劳动者的应聘人数；此后，这一现象发生逆转，全社会出现招聘人数超过应聘人数。台湾经济也由此从劳动力供给过剩开始转为供不应求。在工资方面，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之前，台湾农业部门日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基本保持平稳的上升态势；之后，农业部门日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上升速度开始加快。此时，台湾的城市化率约为62%。
面对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局面，台湾当局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行技术创新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外，尤其是对大陆的投资力度；治理通货膨胀；提高人口素质，以质量代替数量。
韩国：
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与此相对应，自1982年后，韩国制造业工资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6年-1990年的5年间，其制造业工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在城市化方面，韩国在198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约为57%，之后迅速超过60%。
上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变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发展方针，力求在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将“科技立国”方针作为重点。在1981年-1987年的全斗焕任总统时期，韩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经进行立法的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建设。
“人口红利”促进工业化迅速发展
很显然，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以前，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机会获得低成本发展工业化的“人口红利”。
这里所指的“人口红利”是，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得以提高，但是因为有存量的失业人口，也即来自农村的过剩人口，大规模地参与就业竞争，使得社会工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状况会产生如下两大效应：第一，由于工资率低于生产率，能够为工业投资带来超额收益，从而构成不断投资的长期激励；第二，由于城市务工的收入高于乡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在这两个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工业部门就会不断扩张，就业机会迅速增加，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将沿着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迅跑。
由此可见，只要农业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差距，就一定存在农村剩余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工业部门，以及由此对工业部门投资产生的不断激励。
值得提醒的是，第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维持稳定的工资水平，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第二，在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消失之前，借助政府干预提高工资水平虽对农村剩余劳动流向城市产生激励，但却会对城市工业投资产生负激励，因为伴随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来的必然是投资收益的下降。而随着城市工业部门投资下降，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的能力也趋于下降，政府旨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努力将因此而遭遇失败。除此之外，城市工业部门在工资上涨压力下还会选择投资于那些用工少的行业，如此，即使经济增长了，也不会对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产生积极作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大部分“二元经济”的国家里，原本就不具备工业投资结构性调整，即产业升级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充足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要素的充分供给等。
另外，产业升级除了要看产业是否进入衰退或创新发展阶段之外，还要看是否具有国际国内环境，国内外的有效需求才是拉动产业升级的原因和真正动力。也即，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根据国际经验，“人口红利”还与人口增长相关。这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人们基于收入增长的预期就会增加人口生育，同时，饮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还使得死亡率下降，死亡与出生率的失衡使人口得以增长。以欧洲为例，在刘易斯发展模式的第一阶段，欧洲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进入第二阶段，人口增加了近3倍。也就是说，在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人口增长的激励；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故不会发生工资大幅上涨的预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动力强劲，资本积累增大，工业化进程加速，国家竞争力提升。
中国经济怎样面对老龄化现实
结合中国现实，不难发现，与经历过以上发展过程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刘易斯式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第一，世界市场已经趋于饱和，除了少数发达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竞争来扩大市场份额外，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只能参与成本竞争，这种竞争格局限制了工资长期增长的可能性；第二，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大幅下降。
这两个变化对中国“二元经济”下的增长带来了极大影响：前一变化使中国工资上升空间受到严重压制；后一变化则导致强烈的工资上涨预期。正是现实工资不可变，及预期工资趋于上涨的矛盾，使得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然而，仅从目前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剩余劳动人口这一个角度看，便知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有3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的人口仅为800多万，依靠30多万个农场，经营占世界耕地总面积22%的耕地。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左右，农村人口却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目前大致还有4亿多人口从事传统的小农式生产劳动，以至中国农业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1%。
准确地讲，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人口的“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的供给已不可能跨代际延续，因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各代劳动供给会趋于下降。当政府的政策不能以最快速度把当期农村剩余劳动尽快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那么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将因年龄老化而沉淀在乡村，从而导致“二元经济”的僵化。
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老龄化”冲击的情况下，建议采取如下政策：
第一，基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数量依然极其巨大，经济增长中的“刘易斯拐点”远未到达的事实，政策上应继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
第二，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到来的事实，中国应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当期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最终转移；
第三，基于中国是主要依靠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靠行政手段提高工资成本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四，基于工资成本控制会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激励，政府应尽快对进城务工人员给予必要补贴；
第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激励自愿进城务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