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看，下半年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已成定局，所以“保增长”的任务又被提了出来，但是怎样“保”却成了难题，因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背景是“过剩”，加大投资和加大贷款规模都会加大过剩程度，可是不加投资和贷款又没有短期需求，经济增长率眼看就要往下掉，这就成了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的“两难”选择。
有人说解决过剩就得调结构，前一段也的确已经把压缩落后产能作为了调结构的主要内容，乍一看上去这么说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过剩导致了保增长中的“两难”，那么通过压缩落后产能，既可以为先进产能的投资增长腾出空间，又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岂不是可以“一举两得”？但是产能是增长的基础，压了产能等于直接压缩了经济增长能力，就会与短期保增长的要求对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保增长与调结构也是一个“两难”，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中，要不就是咬牙下决心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把调结构放到所有经济工作的首位，要不就得突出保增长，结构调整的事情放到以后再说。
目前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必须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并且作为解决其他所有经济问题的前提，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明年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极大可能，并且可能进入一场长期性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果不能保持较高增长率，就会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一样，掉入长期衰退的泥沼。问题在于，调结构不仅仅只有压缩落后产能那么一点点含义，而是要宽泛得多。甚至可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都是在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变动中才出现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看，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经济结构变动最剧烈的时期，而在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的时期，即便政府出台了激烈的刺激政策，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
比如，1979～2009年这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9％，但1984～1988年的年均增长率是12.1％，而这个时期正是家电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费结构从“百元单件级”向“千元单件级”跃进的时期，当然在这一时期还有改革所引发的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变化，没有这样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城市的“消费革命”。到1988年这个结构变化过程基本结束，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1989～1991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掉到了5.7％。1990年以后，中国的总储蓄率随城市居民家庭储蓄率的提升而显著上升，为投资增长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缺乏结构变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所引发的经济高增长只持续了3年，自1994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8.9％，其中1998、1999年都低于8％。1998年以后，中央政府也出台了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以至于1999年当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在新增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90％，1998～2002年间政府投资总额已经高达3.2万亿元，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可见，仅仅有宏观需求政策而没有结构变动配合，再强烈的宏观调控也保不住增长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30年中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能够出现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巨大的结构变动。从外部看，新全球化浪潮创造了巨大的外需，从内部看，自新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以汽车和住宅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再度升级。但是自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外部需求严重萎缩，而且可能长期萎缩，这使得中国因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国内生产过剩矛盾暴露无遗，而自2005年以来房地产泡沫的逐渐兴起，也说明先富阶层的消费革命已经完成，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居民的主体已不可能相继跟进，所以结构变动不仅缓慢，甚至是逆转了。如此怎能会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所以，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来推动经济结构朝合理方向的大变动，而这个变动方向就是城市化。这是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结构扭曲就是工业化过于超前，而城市化过于滞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接近50％的城市化率是极为不真实的，因为它包含了2亿农民工，而这些人只是以工业化的方式在劳动，却并没有以城市化的方式而生活。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所以会密不可分，就是因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所创造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城市居民消费的，因为象汽车、家电和住宅楼等现代化消费品，都必须依托城市发达的供水、供电、供气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才能使用。如果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就会限制中国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产品进入9亿农民的家庭消费，就必然会产生严重过剩。过去在新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国的过剩产品被外部急剧膨胀的需求所吸收，这种结构扭曲不仅无害，反而是中国参与新世界分工的优势，但是在新全球化被中断后，中国内部经济结构中只能创造供给，不能创造需求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
所以，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有利于拓展国内需求的方向发展，是保增长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真想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较高速增长，就不要忘了历史的经验，从而把保增长与调结构错误地对立起来。
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结构扭曲就是工业化过于超前，而城市化过于滞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接近50％的城市化率是极为不真实的，因为它包含了2亿农民工，而这些人只是以工业化的方式在劳动，却并没有以城市化的方式而生活。如果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就会限制中国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产品进入9亿农民的家庭消费，就必然会产生严重过剩。过去在新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国的过剩产品被外部急剧膨胀的需求所吸收，这种结构扭曲不仅无害，反而是中国参与新世界分工的优势，但是在新全球化被中断后，中国内部经济结构中只能创造供给，不能创造需求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
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有利于拓展内需的方向发展，是保增长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真想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较高速增长，就不要忘了历史的经验，从而把保增长与调结构错误地对立起来。（作者：王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