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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现实的抉择 真的让灾难继续?

2010-08-13 13:18来源:福布斯中文网字号:小

  在谈及企业的重大决策如何会造成严重后果时,“挑战者”号的灾难往往被商学院奉为典型案例。这起悲剧的主要教训是,即便决策程序经过了缜密规划和细致安排,商业利益与不确定性也会一并影响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沿循以往每次载人航天的规定决策程序,那么“挑战者”号恐怕根本不会上天。在1986年1月28日早晨,发射现场的气温只有30华氏度出头(约摄氏-0.5度),大大低于历次发射。旨在防止火箭主体引擎点燃引爆附带燃料箱的密封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低温影响了它的效果。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特殊利益的存在。关键的决策者本能避开风险,但这些利益与高度的不确定性却共同促使他们选择接受风险。具体来说,火箭引擎设计商兼制造商萨科尔(Morton Thiokol)公司的工程团队反对在如此低温的情况下发射。他们认为,橡胶密封件很可能过于硬化,无法正常工作。通常来说,这种反对意见会中断发射程序。

  但随后,商业和政治力量开始施加影响。对于萨科尔公司来说,如果叫停发射,就可能影响其与航空航天局的关系。对于航空航天局来说,它受到国会的压力。白宫则计划在接下来的国情咨文中推出克里斯塔·麦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即将进入太空的第一位教师。尽管科学理据支持工程师们反对发射的提议,但低温发射的数据不够,无法证明密封圈会失效。于是,叫停的建议遭到否决,倒数计时继续进行。发射73秒之后,“挑战者”号轰然解体。

  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两个与“挑战者”号事故惊人相似的决策失误。次贷危机和“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即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悲剧均含有决策者受到重大利益瓜葛影响的成分,新环境下的不确定性亦是依然如故。在这两宗案例中,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次贷危机牵涉到的是三重利益:为了增加有房的美国人数量,国家好心制定了政策;投资者获得了机会,可通过向新购房者提供住房抵押贷款来获得可观回报;金融企业也有机会创造并向潜在购房者出售抵押贷款,把产生的现金流包装成投资然后销售。

  在这些利益的共同作用下,向新购房者兜售新型抵押贷款、将抵押贷款包装成新型投资工具的活动骤然增多。它们还营造出一个希望在合理范围内尽量支持国家政策的监管环境。

  应运而生的有更加宽松的住房抵押贷款资格标准、旨在筹得资助住房抵押贷款所需资本的新型复杂投资工具(包括债务抵押债券)和旨在降低投资者风险的新型投资保险(信用违约交换),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挑战着投资工具评级机构的复杂性,认为美国住宅房地产的抵押价值足以限制潜在损失的观点也受到了冲击。

  曾几何时,一切都运转良好。全新的金融引擎成功地创造出了全新的美国房主阶层,抵押贷款经纪人、投资者和银行家皆大欢喜。2004年,住房拥有率已接近70%。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年均增长近9%。2000年价值15万美元的房屋,到2006年已增值到251,565美元。

  但在2007年夏天,光景不再。数家抵押贷款公司申请破产,金融企业开始在次贷证券中遭受惨重损失。借贷者开始大规模违约,抵押物价值开始下跌,市场陷入低迷。证券的价值依赖于抵押贷款,贷款一违约,证券便一文不值。市场失灵的总体规模数以百亿计,足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

  在“深水地平线”爆炸的案例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利益包括了一项国家政策:通过全力开采国内资源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在该政策的指引下,所有涉及到深海石油钻探(1,000英尺以下)的公司都获得了特殊的刺激和新一波的利润机会,这些公司包括英国石油公司(BP)、Transocean和哈里伯顿(Halliburton)。

  于是,此前被视为经济上不划算的深海钻探活动突然大幅增加,新出现的监管环境大体上也支持对这些深海新资源的开发。然而,深水中的油井建设和钻探包括在以往罕见的环境下工作。人们对深水事故或故障的应对所知甚少,比如,在钻井平台爆炸或起火之后重新控制住深水钻井。在发展新资源的冒进之中,人们做出了并不可靠的假设,冒了很大的险,对担忧视而不见,最终酿成了最坏的结果。BP可能在清污和赔付方面花费400亿美元,但即便是如此巨额的资金也无法化解人民、整个社会和野生动物所遭受的全部苦难。

  这种灾难非得要继续下去吗?

  当然不是,但在重要决定的处理和审查中,我们需要做出很大的改变。

  首要的是,我们需要让决策者在遇到问题时认识到它的存在。利益瓜葛产生行动上的共同倾向,造成大家一致采取服务于这些利益的战术策略。萨科尔公司和国家航空航天局都急着想尽快地将“挑战者”号发射升空。政府、银行和投资者无不希望增加抵押贷款。政府和石油行业的一大共同利益是挖掘国内已探明的富有油气资源。只要在行动的背后具备着相连的利益,我们便要投入更大的注意力,保证能够充分了解和重视一切风险和故障产生的后果。我们要质问自己,到底要犯多大的错才能改变我们在行动时优先考虑的对象。

  第二,我发现,上述三种情况的共同点是,它们是全新而未经尝试的。国家航空航天局从未在气温低于50华氏度时发射过宇宙飞船。华尔街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下的证券风险评估较为陌生。石油行业几乎没有深度钻井或是在此种深度、温度和压力下应对灾难性故障的经验。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以谨慎为重,切忌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对技术专家的意见抱以最大的重视,特别是当他们站在反对立场时。在三个案例中,技术专家的意见似乎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最后,高层决策者肩负着巨大的责任:问正确的问题,坚持采纳那些考虑周全、开诚布公的回答。企业领导人的日常活动可以决定宇航员的生死,可以决定整体经济的成败,可以决定数百英里海岸线的存亡,可以制造出任何规模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拥有一项特别的责任:仔细评价行动的利与弊,不仅为股东的利益着想,更要对广大的利益相关者负责。的确,他们必须进行高水平的审慎思索和缜密推理。(作者:Edward Conlon 徐天辰译)

  爱德华·康隆(Edward Conlon)是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

(责任编辑:羽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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