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如何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

　　编者按/无论是BP石油泄漏还是大连石油污染事件，都一再敲响产品安全监管的警钟，提示安全监管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容忽视的。

　　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拥有20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并不多见，杜邦是其中一家。

　　历史悠久却与“创新”如影随形，创造出全球无数尖端科技，这是杜邦给外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是，却鲜有人知道，成就杜邦不断创新的背后源动力是来自于其对安全、健康及环境的重视。

　　杜邦每次会议开始前，雷打不动的启始程序是向参会人员介绍会议现场所有的逃生通道及安全路线。

　　这家创建初期曾经历过几起火药爆炸事故的企业，200年来形成了对环境安全无比重视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彻底贯彻到企业的每个细节及至供应链的上下游，将其视为企业生命线中的重要内容。

　　如今，杜邦更是将产品安全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在公司最高层中引入专门负责产品安全监管的人员，目前，杜邦有600位负责产品安全监管的专职人员，本期案例就让我们来看看杜邦是如何将安全管理贯彻到其整个供应链体系中的。

　　“如果你无法控制事故，那么事故就会牢牢钳制住你”

　　杜邦如何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

　　引子

　　放弃高利润产品、选择健康环保导向产品，就得对整个供应链系统再造——这恐怕是杜邦这个200多年的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决策上，说起来虽然容易，但真正要实施，就必须面对与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客户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甚至是政府监管机构的沟通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真金白银的投入。于是，如何实现供应链的平稳过渡就成了杜邦需要不断面对的课题。

　　在杜邦工作了30年的杰姆·罗迈恩（James C. Romine）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成为全球产品安全监管和法规事务的第一任副总裁。“杜邦的突破性不仅在于公司内部全流程的安全监管，更把安全监管前置到了产品采购甚至原材料供应商的生产过程中，以及后置到产品配送、物流及客户的使用过程中。”罗迈恩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而杜邦要贯彻产品安全监管之于环境、健康的领先性，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考虑与价值链上下游各环节的互动，以及公司内部端到端的联系，其中包括：

　　●与所有重要利益相关方进行针对性明确的沟通

　　●决定如何利用和扩展竞争优势

　　●承诺在技能与资金方面的足够投入，建立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与供应商和客户密切合作，确保整个价值链的合规

　　“如果威胁到环境和健康，那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即使有再大的市场、再高的利润也要撤出。这些，绝不是杜邦一家企业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供应链的再造。”

　　那么，增加投入与损失市场的前题下，杜邦又将如何平衡呢？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管

　　“产品安全审查团队中不但包括技术人员，还要召集杜邦的销售人员，这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与下游客户进行沟通。”

　　“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管”是杜邦首创的策略，即对产品从研发、设计、制造到投入市场直至退出市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监管。产品安全监管审查不仅涉及新产品，而且针对产品的新应用，或者产品进入新市场之前。

　　事实上，历史上杜邦有些产品即因为这样的不定期自我审查而被主动撤回，目前杜邦的业务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和服务涉及粉末涂料、农业、营养、电子、通讯等众多领域，所以撤回的产品也涉及多个国家、多个领域。

　　“比如我们过去生产一种含锌的涂料，但是由于投入市场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够安全环保，我们就把这种涂料撤回了。从1994年开始，我们不再使用含石棉的原料以及工具。这些都是在政府监管部门提出前，认识到对环境的影响进而率先采取的行动。”罗迈恩告诉记者。

　　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氯氟烃（CFC）制冷剂这款产品上。当时，全球有价值1350亿美元的设备依赖CFC，而杜邦的市场占有率为25%（杜邦CFC产品的商标是氟利昂），是一款拥有巨大市场的高利润产品。然而，在1988年3月15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确认了CFC对臭氧层的破坏后72小时后，杜邦公布了逐步停止使用CFC的计划。

　　两年后，杜邦推出舒瓦——首个环境友好型制冷剂，并带动了一系列CFC替代产品的问世。杜邦最终于1994年停产CFC，比原先的承诺提早了5年。而放弃的结果是目前杜邦能够生产类别最全面的环境友好型高效制冷剂产品。

　　有了一系列主动撤回的经验后，杜邦的产品安全监管已越发成熟，“我们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运用一系列专门的工具来对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和安全监管等进行评估。在所有这些评估完成之后，我们才会考虑是否要把这个产品投入到研发。”罗迈恩介绍说。

　　“在生产阶段，我们对每一个关键步骤都制定了产品监管流程，分析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投入，以及产品离开了工厂之后的去处，并由此评估生产过程中对能源或者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情况，以及产品对环境影响等等。”

　　“以我最近参与的欧米伽3食品添加剂的安全审查为例，我们不但要确保制造流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安全的，还要关注它的供应链，比如原材料的运用、物流和产品包装等环节也是安全的。”

　　“因此我们的产品安全审查团队中不但包括公司内部的技术人员，比如科学家，还有健康顾问等外部专家。另外，在进行审查的时候，我们还要召集杜邦的销售人员，这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与我们的下游客户进行沟通。”

　　“审查的周期取决于每个产品的本质，一般是每3年进行一次，如果产品出现大的变化也要进行审查，如用量的变化，新类型的应用，或者在新的国家推出等都还要进行审查。”

　　“在对每一种产品审查之前，我们都会制定一个基于标准的审查方案。在实际的审查过程中，我们会对每一个步骤进行详细的记录。如果某件产品的一个流程需要进行特殊的、更加详细的审查，我们还会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方案。”

　　“比如我们建筑创新事业部的产品地板黏合剂，会更加强调在制造、销售、使用等环节上进行监管，而汽车修补漆产品，由于用户往往不是汽车技术人员，专业知识懂得不多，所以会特别强调对产品本身的安全性进行审查。”

　　全供应链的安全监管

　　“对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所进行的投资，其目的不仅仅是使产品能够被安全地使用，而且要确保它们能够被最大化地使用”

　　诚如罗迈恩所说，产品主动撤出绝不是杜邦一家企业的事情，它关系到整个供应链的再造。在CFC案例上，杜邦积累起越来越妥善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不仅是将供应链的损失减至最小，而是要帮助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

　　“就像制冷剂一样，它本来是杜邦的高利润产品，但由于对环境有影响，所以必须主动撤出。”

　　“当然，停止生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于涉及大量的市场需求，杜邦需要与客户进行沟通，一旦确定，就要通知供应链中所有的合作伙伴，并向相关利益方进行说明，要和政府监管机构合作，确保我们的供应链不会突然中断，使得一个产品能平稳转型到另外一个产品。有时这个过程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罗迈恩说。

　　“因此，为了确保我们的产品安全性，我们必须要和供应商达成伙伴关系。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我们只会和那些达到杜邦安全监管要求，并且期望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进行合作。我们会要求供应商给我们提供包含某些必须有的成分的证书或者保证，并且将这个要求写入我们和供应商签订的协议当中。如果供应商无法满足我们的这些要求，那么我们将停止与他的合作。”

　　随着全球对化学品安全的关注与重视，ROHS指令、WEEE指令以及REACH法规（欧洲化学品新规）的出台，产品的安全合规的确早已不再是某一家企业就能完全做到的，原材料供应商的合规越来越成为下游厂商合规的前提。

　　这时，杜邦要实现对健康与环境的追求目标，就要经常向供应商提供各种资金及技术上的支持，以保证整个供应链条的合规。不过，这还是最低成本的，因为有了政府的法规，对供应商会有一种驱动，否则，为了追求在产品安全上的尽善尽美，杜邦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杜邦的客户服务部门，工程师和科学家能够直接和客户打交道，从而帮助客户更好地使用杜邦的产品。“比如，杜邦有一款用于汽车轮胎的高性能纤维叫凯夫拉（Kevlar），在将这个产品销售给橡胶制造企业的同时，我们还会派员工直接进驻到对方的制造工厂，指导客户更好地使用；另外在汽车漆的领域，杜邦的员工还会深入到汽车OEM厂家中，确保OEM企业对杜邦的油漆、漆料进行更好地使用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对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所进行的投资，其目的不仅仅是使产品能够被安全地使用，而且要确保它们的优势能够被最大化地使用。” 据罗迈恩说，杜邦日前有600名专职员工在从事产品安全监营和法规的相关工作，这还不包括来自每个事业部门的资源支持。

　　危险品物流配送的预先风险模拟

　　“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避免本企业陷入危机的尴尬，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

　　几年前，一艘装载杜邦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波罗的海发生泄露，然而，区别于今年广受关注的BP石油泄露事件，以及我国的大连石油污染事件，杜邦在短短的40分钟内将危机轻松化为烟云。一切都在可控之中，这缘自于杜邦在危险品物流配送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紧急预案机制。

　　杜邦之所以能够快速处理，就是因为企业的预先风险模拟系统提早发现了问题，通过调用已建立长年合作关系的全球性紧急响应组织，迅速解决了问题，不但有效控制了对环境的危害，同时也避免了企业失控情况下政府部门介入可能引起的一系列负面反应。

　　杜邦全球应急准备、规划、培训及响应部门（DSR）总监Raymond P Beaudry告诉记者，“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行业、任何公司、任何团体可以避免危机、灾害、紧急事故的突袭，如果你无法控制事故，那么事故就会牢牢钳制住你。”

　　“所以，对你来说，最好的防备武器就是时刻准备一套有效的‘应急预案’。唯有高效执行一套完善的应急戒备预案，才能将事故的影响波及范围控制到最小。”

　　因此，在杜邦的紧急预案机制中，不仅有详细的应急程序、快速评估机制，同时为强化响应速度，还会加强与诸多组织的工作关系：政府部门、行业及有关贸易协会、非政府组织、全球应急中心、应急响应服务（包括军事、公共、私人、租用及聘用机构）、支持部门（军队、运输部门、医院）、社区领导人、有关民众及媒体等。

　　“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避免本企业陷入危机的尴尬，更重要的，也是要帮助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杜邦的声誉都难免受到影响。” Raymond 说。

　　事实上， Raymond隶属于杜邦SHE（安全、健康、环保部门），其目的就是为了向上下游供应链企业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支持，更广泛地分享经验。

　　“中国的不少石油石化企业、电力企业、航空企业以及铁路部门都曾经接受过杜邦可持续解决方案业务下的安全管理咨询部门的服务，比如杜邦会帮助他们建立运作中的规章及安全的体系和制度，甚至是前期防患于未然的架构。” 杜邦的内部员工告诉记者。

　　“它目前是我们的一个业务部门，却在理念、方法、人才、技术等方面与负责企业内部安全管理的SHE部门实现着高度的信息资源共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员“采购”也是供应链的重要内容。

　　在杜邦的安全监管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产品安全监管和法规委员会主席费雪琳（Linda Fisher）女士，目前任职杜邦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曾是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二把手。而成为全球产品安全监管和法规事务的第一任副总裁杰姆·罗迈恩在杜邦有着30年的科研经验。

　　杰姆·罗迈恩同时还是产品安全监管和法规指导团队的负责人，在这一团队，集中了杜邦产品安全监管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下设置有专门的产品安全监管执行团队和产品法规执行团队。

　　这些都是杜邦产品安全监管的核心部门，它们与杜邦13个事业部共同合作实现对产品的监管。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产品安全监管团队，因此杜邦产品安全监管团队中80%的资源都来自于每一个事业部门，这样可以确保产品安全监管能够嵌入到产品设计、生产等每一个环节中，为它们提供指导性意见。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屈丽丽采写

　　利润、使命与CSR

　　中国经营报社研究院副秘书长 杜培枫博士

　　企业自成立之始便要承担两种责任：第一种是为了生存而要担当的经济责任，即组织生产、创造盈利、实现价值，并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其次是企业由于在各项经营活动中对环境、员工、能源、人权等各种社会因素产生影响，而处于预防、弥补所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实际上，社会责任就是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

　　当企业追求经济利润，其经营活动就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我们共同的资源将出现不可再生性的缩减；气候将会随着能源被利用的过程出现温室效应；工业化过程本身就对生态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创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同作业难度呈正向关联；顾客所消费的商品由于协同制造的原因而可能产生缺陷……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单独行为，而是全球供应链包括供应商、研发部门、制造商、渠道、合作伙伴之间共同的责任。类似于杜邦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管”体系，无论是研发前的评估、还是对原材料供应商在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及技术上的监管，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供应链管理机制将CSR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确保其产成品的绝对合格。尤其对于能源类企业，与其说他们面临着广泛的市场机会，倒不如说他们要承担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