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波浪式前进，在市场竞争中螺旋式上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同时，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各种批评、质疑之声从未间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国企改革的第一二阶段，部分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悖论”说，认为国企改革虽然使企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企业效益却下降了，形成了生产率上升而效益下降的悖论，他们提出克服悖论的解决之道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这种声音在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前后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和全球性的私有化浪潮的背景下，有些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也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可走。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有企业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经过改革脱困3年攻坚，扭转了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局面，国有经济开始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国有经济的这种快速发展和显着变化，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尤其是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集体性崛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良好的发挥，使“中国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然而，各种质疑和批评之声并没有平息，“国进民退”、“央企凶猛”的批评之声一时间又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与运行效率的显着提高，主要是搭上经济全球化便车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结果。
那么，中国国有企业究竟是靠什么实现集体崛起、做大做强的呢？弄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评价国企改革，而且事关国企改革方向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要不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国策大政，因此很有必要。
在探索和遵循世界国有经济发展规律中做大做强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但并非是瞎碰乱撞的，而是在全面研究和汲取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探索世界国有经济发展规律中前进的。如果说国企在改革中的集体崛起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无疑是对的；但如果把国企集体崛起说成是碰巧或侥幸赶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则未免与事实不符、使之片面和武断。
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是世界性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既是求解这一世界课题或者难题的组成部分，又为世界求解这一课题或难题作出了独特贡献。比如，世界银行用两年半时间对“重庆八大投资集团现象”作专题研究后认为：“重庆的作法具有创新性，重庆的经验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参考价值，可作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有益借鉴。”重庆的“八大投”是国有企业与市场的结合，以灵活的市场化运作，在市场中有进有退。2009年，重庆国有资产总量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5倍，总量在全国排第四。而2002年重庆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排在第19位。在直辖时，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26%，2009年则增长到了60%；同时，在国有总资产中，非公股权占比达到了38.6%。这说明重庆不仅“国进”了，“民也进了”，双方是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
事实上，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非常注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也十分重视总结和借鉴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力求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国有资本经营运作中博采众家之长，探索并遵循其中的共性或规律性，以增强我国国有企业活力、增强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控制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理论探索上，一大批专家学者通过国内外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实践成败得失的比较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治理提供国际比较视角，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启发思路，为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的目标和途径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等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金存撰写的专着《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起源、发展、改革及其趋向等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研究，通过不同类型国家各种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实证案例的比较分析，以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对国有企业的起源与发展、国有企业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国有企业的职能与配置、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浪潮、世界国有企业的发展趋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国际比较、中国国有资产战略重组途径的构想，以及国有企业管理的一般特征、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及其比较、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监督和考核、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变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演化趋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中国国有资本经营机制框架和中国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等等话题，作了深入系统的解答，对为什么国有企业只生不死的现象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何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融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浪潮、国有企业在哪些部门应该继续发展在哪些部门应该退出、怎样走出国有企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误区、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有无解决的可能等国内外关注的热重难点问题，作了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独创性回答。其在考察古今中外国有企业的起源和发展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值得注意的24个现象和结论，其在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值得注意的19个现象和结论，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具有相当高的吻合度。这一方面反映了规律的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同时也说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是在探索并遵循世界国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中前进的。
试举其中几个结论加以分析。王金存认为：现代国有企业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社会属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需要。政治和意识形态虽然起作用，但国有经济的规模和配置，从总体上，特别是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还是由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地位虽然在下降，但国有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些部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比重下降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或领域需要政府带头发展。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永远不会完结和消失。因此，从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浪潮中得出国有企业普遍无前途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王金存认为：各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存在的种种矛盾，有一个普遍的、根本性的原因，即国有资本的特殊性，这表现为所有者的代表性、经营目标的广泛性、经营责任的虚拟性等。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的变革，实质上都是在克服国有资本的特殊性带来的弊端。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把国有资本真正作为一种资本来经营，那么，国有资本作为一种组合或聚合就与民间的股份资本没有什么区别，国家所有制就不会成为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障碍，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然低效益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国有资本的特殊性带来的弊端并非产生于资本本身，而是产生于政府的经营思想，因而并非不能克服。
《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的上述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路径等选择，“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既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也是与世情相符的。说明国务院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论断，不仅是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正确概括，而且有世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相印证。
在实践探索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三个阶段的探索前进，从放权让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搞活国有企业到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搞活国有经济，从“国退民进”到“国民共进”，无不反映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对国有经济发展本质和规律认识的接近和逼近。这种对真理认识的深化和接近，是在不断总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与教训中实现的，也是在不断总结汲取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与教训中达成的。因此，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就不仅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还为世界破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难题、探索国有经济发展规律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对此，国际上的同行和企业都给予肯定，如德国前总理科尔对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信心，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是对的。
在探索并遵循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规律中做大做强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既以经济全球化为条件又顺应了这一潮流。但全球化只是国企改革发展和集体崛起的外部条件、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不然的话，就难以说明同样处在全球化条件下，为什么其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却没有取得像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如此巨大的成就。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虽然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但其主要原因是其内部条件发生了根本的或者重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国企”在改革开放中新生 ，成为按市场规律、企业发展规律经营管理的“新国企”。
现在人们一般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企称为“老国企”，而将经过改革的国企称之为“新国企”。“老国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在曾经为国民经济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具有体制机制僵化、冗员众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动力不足等等弊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先后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三个阶段，“老国企”也在改革中逐步脱胎换骨，向“新国企”转变。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为了消灭它，使之全部化为私有，而是为了使之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更好地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在国有企业层面来说，按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的根本体现，其一是让国有企业成为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经过30年的改革，改变了国有企业对政府高度依赖、职工生老病死由企业统包、企业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状况，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
其二是使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适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从计划体制下的工厂制转变为市场体制下的公司制，并按照公司法运作。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A股市场的1 500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有1 100多家，在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达78户。到2009年底，在近18万亿的国有资产总量中，有80%是在上市公司，真正的国有独资公司很少，像中石油，集团公司这个层次上是国有独资，但主要资产也在上市公司。同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正在形成。
其三是使国有企业的运行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国有企业已经普遍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一些企业还探索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中央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选用的各级经营管理人才约占总数的30%。一批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有效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全体员工竞争上岗、量化考核、收入分配与业绩挂钩的机制。国资委成立后，已经多次向全球招聘了数十名央企高管人才。
其四是使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31年来，通过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国企员工过去那种凡事“等靠要”、“进了国企的门就是国家的人”等等观念和行为，已经被市场、竞争、效益、创新、创业、进取、合作等等观念和行为所取代。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在国有企业成长起来，一批“四好领导班子”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火车头。
其五是提高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国有企业建立了技术研发中心，实行产学研结合，建设创新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提高了科技竞争力，从而为实现产业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了核心竞争力。以中央企业为例，2004年申请专利6 579项，2005年10 031项，2006年14 669项，2007年15 691项，2008年14 524项，其中半数以上为发明专利。2008年，中央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总额为2 152.9亿元，同比增长21.4%，其中研发经费投入总额1 210.6亿元，同比增长22.7%，相当于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 26.5%。其中，军工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广大央企在建立产学研联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同时，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除了航天技术外，其他领域也取得了显着成绩。如国家电网特高压交流1 100千伏电压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南方电网形成世界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800千伏直流系统设备完整的标准体系；中国北车、中国南车交流传动电动机车系统集成等关键领域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兵器工业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研制的36 000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为世界首台最大挤压机，等等。
从国有经济层面来说，按照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的根本体现，其一是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遍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分布领域不断拓宽，外资企业逐步进入，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战略的实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明显优化。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下降，但总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增长了25.5倍，资产总额增长了48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28.5倍。
其二是收缩国有经济分布范围，使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2.8%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行业，承担着我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75%。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到80%。
其三是增强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数量明显下降，实力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1998年～2006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重从39.22%下降到8.27%。2006年，国有大型企业户数只占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2.31%，但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实现利润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5.91%、61.54%和63.25%。从2002年到2008年，全国国企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 500家左右，但同时，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 从2003年到目前，中央企业数从196户减少到125户。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的43家，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26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19家，分别比2002年增加32家、20家和13家。2008年，资产超过千亿元的中央企业有45家，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中央企业有33家，利润过百亿元的中央企业有13家。在2009年《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央企业有24家，比2002年增加19家。
从政府层面来说，按照市场规律、企业发展规律办事的根本体现，是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党的“十六大”以前，各级政府既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又行使出资人职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对企业干预过多，形成所谓“九龙治水”或“五龙治水”局面，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矛盾非常突出，无人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真正负责。“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则。2003年国资委成立，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以组建机构、健全规章为切入点，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以经营业绩考核为抓手，层层落实保值增值责任；以财务监督和风险控制为重点，形成了一套强化出资人监管的制度和办法；以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和大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了企业竞争的软实力；推动中央企业并指导地方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集团控制力，发展壮大主业，加强自主创新，强化风险防控。现在，国资委组织体系已经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尤其关键的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有力有效的国资监管大大推动了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集体崛起 。
在探索并遵循国际化竞争规律中做大做强
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没有一家可称为现代企业意义上的企业。通过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发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国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企业发展之路，并最终促进了国企做大做强。其原因在于建立健全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了党的建设，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全心全意地依靠员工，建设和谐企业，创建“创新型企业”；解决了国企自身的历史包袱和社会遗留问题；提高了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自主创新的能力；等等。
如果不带偏见地看问题，就应当承认国企的集体崛起主要并非靠垄断而是在开放和竞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要说垄断的话，改革开放前是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那时可以说是完全的垄断。今天的国企虽然仍然在部分行业存在着垄断，但是这种垄断一部分属于自然垄断，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属于行政垄断的部分，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且将随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逐步有序退出。何况今天国有企业的垄断已经不具有“独占”的意义，而是在国际化竞争大潮中与竞争并存的垄断，即或在国内市场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也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
从国内市场来说，2006年12月国务院转发的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具体行业和领域，提出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些领域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垄断性，但在其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如石油石化行业，不仅存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而且在2004年我国正式开放中国石油零售市场后，BP、壳牌、埃克森-美孚等国际大型石油公司开始进入成品油零售市场，并且随着我国成品油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石油企业势必将面临外国石油公司主要是以埃克森—美孚、壳牌、BP为首的国际大石油公司，以及一些产油国大公司，如俄罗斯石油公司等在国内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在电信行业中，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有时候甚至还会比较激烈。在需要国有经济保持较强控制力的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以及房地产、农业、金融业、商业等领域的国有企业，都需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从国际市场来说，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批企业加快建立全球销售网络，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一批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开发资源，承揽工程，对外投资份额不断扩大。一批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据商务部统计，有117家中央企业进行了对外投资活动，占中央企业总数的86%。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业在全球127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 791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1 16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的63.3%。随着我国全方位、立体式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包括上述七大行业在内的国有企业不仅在中国市场面临着与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而且在国际市场还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许多国企在国内市场称得上是大企业，而在国际市场可能不过是中等企业而已。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我国入围的企业与世界同行业领先企业的差距仍然较大：在石油石化行业中，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三家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合计尚不及壳牌石油公司一家；在电信行业中，中国移动的营业收入仅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半；在航运业中，中国远洋的营业收入约为马士基的40%；在航空设备制造业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营业收入仅为美国波音公司的三分之一；在矿业中，中国铝业的年营业收入仅为必和必拓的30%；在钢铁行业中，宝钢的营业收入不足安赛乐米塔尔公司的三成；在汽车业中，上汽与一汽的营业收入总和还不到丰田汽车的四分之一；在装备制造业中，我国尚无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中央三大电气集团的营业额仅为美国通用电气的2.5%左右，约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4.4%。企业规模偏小，制约了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不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特别是不利于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要参与国际化竞争，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和实力均非常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很有必要。正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所说，中央企业是国家队，要踢的是世界杯，必须培养自己的巨星企业参赛，才有在竞争中取胜的希望。
从国有企业的利润构成来说，即或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其利润来源也并非都是靠垄断取得，其中有相当大部分利润是在竞争中通过加强管理、创新技术、优质服务等等取得的。以石油石化行业为例，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国际竞争，数以十万计的职工冒着极大的国际风险甚至是生命危险，在几十个国家奔波征战，为我国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作出了重要贡献。以2008年为例，我国石油国内产原油10 825万吨，国外产原油9 270万吨（其中3 050万吨为权益产量），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国外市场。况且在我国，国有垄断企业本身没有利用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操纵市场的权力，其定价权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为保稳定、惠民生，制定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如在2008年，由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涨而成品油价格倒挂，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因此承担了1 680亿元亏损；由于煤炭价格高涨而电价倒挂，导致了中央发电企业的全面亏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的分析，从绝对价格来看，我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产品价格与国际水平相比，大多处于中低水平。以电价为例，在2003年世界主要国家生活用电价格的横向比较中，除中国以外，澳大利亚的生活用电价格最低，2002年为0.062美元/（kw?h），按当年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0.513元/ （kw?h）。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系统2003年生活用电电价是0.411元/（kw?h），低于澳大利亚。根据美国EIA等统计数据（已按汇率转换成美元），2004年60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和居民电价水平排名中，我国工业电价处于第44位，居民电价处于第54位，电价水平相对较低。成品油价格争议较大。2009年5月发改委提高成品油批发价格后，在世界成品油消费量较大的国家中，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低于欧盟、日本等国的成品油价格。在电信企业的利润构成中，与其说是靠垄断价格获利，不如说是靠用户的爆发式增长获利更加符合实际一些。
目前，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在生产规模、科技创新、全员工效、安全指标和发展速度等主要技术指标上不仅在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比如，2005年～2007年，中央企业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项，二等奖154项，分别占该奖项的47.5%和27.1%。2006年和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部由中央企业获得。中国石化、兵器装备集团、中国石油每年申请专利总数均超过1 000项。这些情况都说明，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有着坚实的基础，而绝不能仅仅归结为所谓的垄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说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依靠垄断取得的看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如果分析人们对垄断的批评还可以发现，其中有些人对垄断的批评是望文生义的，既不了解垄断在竞争中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又不了解垄断对经济、技术、社会进步的双重现实作用，更不了解我国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真实进展，而是带着想当然的“道德愤慨”在那里发议论。而“国企利润依靠垄断”论就是这样的议论。
在探索和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做大做强
大家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本质规定，就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这条规律是在全面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揭示出来的：改革开放前30年的实践证明，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建设是搞不好的；前苏联东欧国家搞全盘“私有化”导致国民经济大倒退的教训也说明，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几十年来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垄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条件下，要想在全球竞赛中争取主动权，就既要大胆汲取他们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有益经验，又不能完全步发达国家的后尘；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持续地繁荣昌盛。
而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增加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就成为必然选择。正如着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所说：“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
改革开放31年的实践，使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年均9.7%的增长速度，并在席卷全球的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奇迹。尽管期间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挫折、矛盾或种种不足，但其成就仍然举世无双。由此，才彰显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而“中国发展模式”在经济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它是开放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与前苏联的完全“私有化”或“民营化”导致国力大幅度衰退相比，它在毫不动摇地大力支持和引导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同时，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中国发展模式”不仅在国家层面彰显了强大生命力，而且在地区层面也显示了同样强大的生命力。如在民营经济占优势的“浙江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中，“两个毫不动摇”的生命力也是巨大而持久的。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浙江2009年GDP总量达22 83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296.3倍，年均增长10%。其中，1979年至2009年年均增长13%。浙江人均GDP由1949年的72元增加到2009年的44 335元（约合6 490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107.7倍。其中，改革开放31年年均增长11.8%，是国内各省（市、区）中人均GDP增长最快的。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在民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有资产总量持续增长，规模和效益屡创新高。到2005年底，全省国企资产总额8 214.2亿元，净资产3 013.6亿元，国有资产总量2 409.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 992.3亿元，利润总额253.2亿元，上缴税金246亿元。据省国资委统计，1978年至2007年，浙江省国有资产总量增加了54倍，利税总额增加了31倍，销售收入增加了46倍。到2009年底，全省全年各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突破4 000亿元，同比增长2.9%；累计实现利润285亿元，同比增长64.6%。浙江省国资委成立6年来成绩显着：与2003年相比，2009年底浙江省属国有企业总资产达到4 416.4亿元，增长2.56倍；净资产达到1 555.3亿元，增长2倍；营业收入3 013.9亿元，增长2.46倍；利润180.5亿元，增长2.13倍。截至2009年，浙江省已经有3家经营规模超1 000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浙江交通集团、浙江物产集团和浙江能源集团。
在浙江省，各地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出发，积极推进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提升地方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如在创造了“温州模式”的温州市，2009年全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755.2亿元，同比增长5%；实现所有者权益239.16亿元，同比增长8%；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与上交税金总额与上年大体持平。市国资委监管的32家国有企业在营业收入同比下降8%的不利情况下，全年实现利润总额6.66亿元，同比增长17%；资产总额达到301.03亿元，同比增长12%；实现所有者权益132.47亿元，同比增长16%；累计上交税收5.29亿元，同比增长13%，为温州市保增长、惠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市领导认为：虽然温州民营经济在GDP中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国有经济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仍不可替代，无论是在港口、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产业，还是公交、水务、煤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国企都处于支柱地位，发挥核心作用。目前，温州市制定了市属国有经济三年行动计划，正有序推进布局调整。
在“市场为王”、以小商品闻名于世的义乌市，从1998年开始对全市200多家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盘活企业存量资产20多亿元，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进入关系国计民生、基础性、城市基础建设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成功探索出一条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发展模式。2009年底，义乌市共有经营性国有企业25家，其中国有独资企业10家，国有控股企业11家，资产总额达到151.51亿元，2009年销售收入53.61亿元，利润9.91亿元，上交税收6.34亿元。2009年，义乌市国资局成立，根据布署，义乌市国资改革争取3年实现国有资产规模翻一番，使国有经济总量超过500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5亿元。义乌市副市长季金甫认为：“越是国际化，越是竞争加剧，国企的优势和作用会越来越大，承担的角色和任务也会越来越重要。”
综上所述，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做大做强，根本原因不是依靠垄断，不是碰巧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便车，而是依靠改革开放，依靠转机建制，依靠按照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经营企业、管理企业、监管企业，依靠企业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正如李荣融所说，无论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搞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只要按规律办事，国有企业就一定能搞好。（文/本刊首席记者 罗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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