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里总有这样两类同事,他们一部分做事拖拖拉拉、懒懒散散、什么事情都要拖在最后完成,另一类则风风火火,不知疲倦，俨然一个工作狂.拖沓虫和工作狂，你要做哪一种呢？
拖沓派代表
艾凯(文员)
你是否喜欢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才做？
是的。
你是否暗下决心不再拖拉，可在下一个任务来临前，又会习惯性地一拖再拖？
是的。
我就是个做事拖拖拉拉的人。替领导写份材料，他说12日交给他，不到11日深夜我不会动笔。若是写个千把字的发言稿就算了，有一次要写份万把字的调研报告，我照样拖到最后期限的前一晚。抓起同事交给我的材料看，发现不少不明白的地方，但看看时间，已经快凌晨一点了，打电话去核实，怎么都说不过去。只好含含糊糊的，把有疑点的地方掩盖掉。
这还好对付，问题是一夜之间码出上万字，没点本事真不行。于是，在电脑前一夜坐到天亮。到早上8时多，草草收工。抓起包就往单位跑。一张隔夜面孔在路上晃，谁见了都会觉得此人在梦游。其实单位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写这份报告，但就是不到最后不开工。
做事拖拉的人实在太多。曾有一个同事，当年没有电脑，不能像如今这样，回家写稿再用E-mail传回单位，只能在办公室里爬格子。这位同事晚上总是先去食堂吃饭，吃了饭在办公室看电视，再找人下会儿象棋，再找人打会儿乒乓。看看办公室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下棋的伴儿、打乒乓的伴儿都走了。时间差不多了，再拖下去，末班车也没得坐了。着急了，拿出稿纸，开始哗哗哗哗写字。三下五除二，写完回家。他老母亲和他一起住，极其疼他。每天见他早出晚归，夜夜给他留了点心。
我只是写文章拖拉，还有人是不管做什么都拖拉。钟点菜场中午12时关门，不到11时半不去买菜;5件衬衫轮着穿，非要等4件泡水里，实在没得换了才会去洗;好朋友生病了，天天想着去医院探望，拖啊拖，拖到人家都出院了，还没去;回忆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几十年了，从来没看到电影的开头……
还有一个朋友很绝。编辑向她约稿，说好12日交。12日上班一看，稿子没来。打电话去问，回答：“12日夜里12时前发你邮箱。”从此编辑再和她约稿，要打个提前量。
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给我分析了造成拖拉的种种原因。我“对号入座”了一下，我应该属于“避重就轻”的那种类型——逃避需要费力气的事。不是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来安排时间，而总是拣简单的、乐意做的先做，把不愿意做的搁在一边，往后推。我不愿意写稿子。我总是把所有的家务做完，所有的当天报纸杂志看光，所有喜欢的游戏玩一遍，所有喜欢的网站看一遍……实在没事可做了，才万分痛苦地着手码字，对我来说，文章千真万确是“逼”出来的。
学心理学的朋友给我分析了拖拉的种种弊端，给我指明了改正拖拉习惯的康庄大道，但我改不了。就像老烟民，知道抽烟是走在送死的路上，但就是不回头，一直走到黑。
船到桥头未必直
朱辉(咨询)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头禅。说这类话的，多半是些慢性子的人。他们通常健康状态良好，心态乐观，不过往往不是那种可以托付重任的人。
“不用慌，春运过去了，现在就是当天的卧铺票都买得到。”前些天，一位好友从外地回来办事。原本下车后就可以买返程票，(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可是他不急，说到时候再说。
三天后，他果然买到票了，不过不是卧铺，也不是座位票，而是加开的相当于“慢车”的站票。上车时，看到满满一车乘客，他才明白自己“想当然耳”。付出的代价是站了16个小时，从晚上一直站到了第二天中午。
这位好友学历不错，资历也够了，可是在公司一直是“群众”，完全看不到“进步”的希望。有时他也困惑，找不到不成功的原因。旁观者清，我们都知道他这种“不慌不忙”的性格，很难能遇到敢于信任他的上司。
一心等着“船到桥头”，从不担心明天，这种性格其实大多形成于童年。我曾经也是这类人，所以深有体会。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还经常尿炕……”某次喝酒，一位老同学说出了自己的糗事。
“我也是!”我顿时觉得他亲切了许多。
“我那时候晚上尿急，可是贪睡，于是总想再憋一会儿再起夜。结果每回都梦见找厕所，醒来就尿炕了……”他说。
“怎么和我一样？”我更惊奇了。
后来发现有这样经历的人相当多，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当然不尿炕了。然而其中相当部分人依然贪睡，喜欢在憋尿之中等待天明。结果睡没睡好，尿没尿好，说不定日后还憋出了“尿毒症”。这种喜欢“憋”的人，在工作中大多是拖拖拉拉的人。
其实，许多时候，“船到桥头未必直”，甚至可能“船到桥头自然沉”。开车得自己看路，开船得自己掌舵，千万别把一切交给明天，交给时间。
当工作狂遇见拖沓虫
吟秋(行政秘书)
A头儿是个好人，待人和气没架子，一起工作多年，从未见他发过火，特儒雅。但缺点也挺要命：“办事拖拉”。
去年5月，上级通知开会，A领导忙，一如既往地让我替他去，领回了任务：撰写5万字的“某某发展报告”的综述部分以及中英文摘要等，每个阶段都有时间节点。A头儿挺重视，找了4个专家和博士B，成立了工作小组，明确分工：收集资料，撰写、翻译等，最后汇总我这儿。A头儿是总执笔人。
其他人都很顺利，按时间表走，可A头儿负责的部分迟迟出不来。我像黄世仁一样，整天催着赶着，好歹交了初稿、二稿。
到10月，上级请专家开论证会，提了不少意见，我边听边整理出“修改意见”，当场发A头儿信箱。
12月中旬，我把所有文稿都汇到A头儿那儿，他回信：“已经全部修改好了”，赶在新年前提交，总算如期完成任务。
今年1月15日，上级来电话：“请写一份5000字的中英文摘要，1月31日前交来，作为新闻发布会通稿”——天哪，这是A头儿负责的“画龙点睛”重要部分，由他执笔，我以为他早交了。
把通知转发A头儿，一点儿没悬念，石沉大海。
到了1月20日，实在不能等了。自己写了一份5000字的摘要，就当抛砖引玉，发A头儿信箱，没下文。3天后，我打他手机，他说：“我今天晚上就看，明天发给你。”第二天一早看邮箱，空的。赶紧又打电话，他紧着抱歉：“昨天晚上有人请客喝酒，回来晚了。今天晚上，就是不睡觉也一定修改好。”第二天早上，再看邮箱，空的。再打电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认命吧，自己改!水平不敢说，文字没错误就行。然后发给博士X，请她赶紧翻译。X带着哭腔接电话：“真抱歉，孩子病了，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您找别人吧。”赶紧翻电话本，再找博士H，请她“明天上午一定给我”，这是最后期限。
连滚带爬，终于把材料凑齐交了。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准备过春节。这期间，A头儿没电话没邮件，我心静如水——见怪不怪了。
2月2日，手机响了，是上级秘书处来的：“领导看了，说还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让负责人来一下，请问A在国内吗？”我说不知道，把老A的手机告诉秘书同志，随后关掉手机：“要能找到老A，算你本事大。”第二天，我飞德国了，不再关心修改稿子的结果和新闻发布会的事。
春节后上班，A头儿向我解释：“那天晚上，我修改了8个小时，还是觉得不行，还不如不改。”我心里嘀咕：“回个邮件解释一下，你的手会断吗？”忍不住又问：“2月2日您在哪儿？”他答：“我在出国的飞机上，手机关了。”
我很不厚道地笑了：“不知道上级最后怎么处理的？其实领导可以直接在电子版上改，干吗非得把我们拎过去？”
工作狂代表
哈尼(策划)
我们公司实行的是弹性工作制，干完活就能走人，所以，在我有限的上班时间里，用“埋头苦干”来形容绝对一点也没有自夸的成分。倒不是我革命觉悟有多么高，多么愿意为老板肝脑涂地，我的想法很实在：节约下来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浪费的时间也是自己的，是从老板那里“赚”时间还是把私人时间“赔”给老板，这笔账太容易算了。
所以，基本上，我的工作状态可以这样描述：敲击键盘运指如飞，虽然用的是拼音输入法，也是一次能输入整句话且能联想造词的微软拼音输入法，而且每分钟输入的字数已经达到了五笔输入法的水平;打电话干脆利落，常常把听筒夹在脖子边，一边打电话一边翻阅资料或者敲击键盘;从不参与无聊的八卦，在蜚短流长里浪费唾沫和精力;从不看无关的网页，不让海量信息把自己淹没;非常忙的时候，甚至不喝水，为的是不用老是去厕所报到。
正是因为修炼得当，大家公认我是办公室里效率最高的员工，交货质量也有稳定的高水准。所以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大家总是第一个想到我。对此，我暗地里也有点小得意，特别是每每看到少数磨洋工的同事，真是十分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看上去天天加班很辛苦似的，其实，完成的工作量却并不大，时间都是白白浪费在聊天、上网、打游戏、吃零食上了。
好在我们的工作都是彼此独立的，他们的拖拉不会影响到我，不过我的朋友玲就没这么幸运了。
为了约她吃一顿晚饭，我已经望眼欲穿地等了几个月，整整跨越了两个年度。好几次都订好了时间，她又临时放我“鸽子”，我几乎要“翻毛腔”：“你是比尔-盖茨还是奥巴马呀？日程安排要提前一年预定!”她却大呼冤枉：“实在是太忙啊!”
原来，她同样是他们公司里的“一只鼎”，因为干活多快好省，急活难活重活义不容辞，就连大老板也慕名而来，把其他部门搞不定的事情丢给她，限期完成，而她也总能屡屡不负众望地按期交作业。糟糕的是，在一片赞许声中，更多的棘手任务接踵而至，且时间越来越紧、难度越来越大，如此一来，她成了各个部门的消防队员，不忙得两脚飞起来才怪呢，连8小时睡眠都成了奢望，哪里还有时间接见老友。
我常常心疼地劝她：千万不能养刁老板的胃口，即使能提前完成，也一定要在截止期前，气喘吁吁地才交上去。否则，老板看不到你的辛苦，不知道你已经拼了老命，还只当工作量太轻了呢。同时还会招来同事的嫉妒，认为你一手遮天，到处逞强，不想办法挤走你才怪。
可玲并不听我的劝，仍然像一头倔驴似的埋头加班。唉，看来，我们的约会仍旧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