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能力和资源解决欠发达地区的教育问题，”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以下简称WISE)首席执行官Stavros Yiannouka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但技术快速变革的今天，什么样的教育系统能帮助人们在这一生中，灵活地完成许多事情，我没有答案。”
12月4日-5日，由芥末堆主办的为期两天的GET2015大会在位于北京上地的中关村(000931,股吧)软件园国际会议中心开幕。WISE首席执行官Stavros Yiannouka作为受邀嘉宾，在大会发表了演讲之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在卡塔尔王妃、卡塔尔基金会主席谢赫·莫扎·宾特·纳赛尔的倡议下，从2009年开始，WISE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十个教育项目获奖。
“我们说教育，不仅是指具体学科，而是指这个主题所包含的方方面面，比如精神健康。因此，WISE关注的是在教育这个主题下做出积极改变的组织或者个人。而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两部分。”Stavros Yiannouka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六年来，WISE始终关注与欠发达地区教育创新有关的项目。但在教育领域“扶危济困”不是WISE的最终目的。
面对技术变革，教育者应该做什么?
“我的父亲75岁，供职于一家医药实验室公司，我问他做一个常规的测试需要多久，他说如果用人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如果他每天有20个测试，可能需要10个小时。他的实验室助手是个机器人，你知道它一小时能做多少测试吗?600个。”
GET2015教育科技大会上， Stavros Yiannouka用他父亲的故事向人们展示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
“这个故事引导我们思考，技术对我们的世界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Stavros Yiannouka用“爬上了山顶却只看到重重云层”来形容现在年轻人的处境。
“随着发展，工作的本质变化得越来越快，因为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你在教育上花费20年，将来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所以年轻人一毕业就迷失了。”
在Stavros Yiannouka看来，技术变革在为全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气候变化、新的不平等和人与人的沟通困难，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都会落在教育身上。
“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种种挑战，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做什么?”
Stavros Yiannouka认为，教育工作者要从Why，What，Where&When三个维度，重新思考“教育何为”。
他举苏格拉底和孔子为例。
“他们都认为教育并不只是为了找工作，也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让人通过教育变得更文明，更有人文情怀。”Stavros Yiannouka认为，历史上的哲学家提出的教育目标，为重构今天的教育提供了许多灵感。“我们需要让教育和教育作为找工作工具的理念脱钩。因为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让我们面临着工作世界的终结，那么教育就需要超越这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观念。”
Stavros Yiannouka认为，人们所学之物应当使人有能力欣赏知识之美。“但现在有一些东西限制我们实现这样的理想，比如缺乏想象力。”
因此，应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获得这种能力，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考虑到我提到过的那些本身就存在的和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接受早期教育，然后完全依靠自己寻找方向，这种模式已经不够了。我想说的是，教育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应该是一个终生的过程。”
寻找教育领域做出积极改变的组织或者个人
基于WISE对教育目标的重新构建，教育涵盖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在WISE看来，教育不应当简单指向具体的学科，还应当包含精神健康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那么WISE语境下的“教育创新”又指什么呢?
“WISE寻找的是在教育这个大主题下做出积极改变的组织或者个人。”
2014年，澳大利亚的教育项目“音乐小屋”获得这一年度的WISE教育项目奖。“音乐小屋”提供基础艺术教育设施和资源，以帮助乡村残障儿童实现自我发展，并更好地融入社区。
Stavros Yiannouka举这个例子向记者说明WISE对“教育创新”的理解。
“音乐通常被视作爱好，我们之所以认可这个组织，是因为音乐不仅应该被作为爱好，更应该成为每个人都能进入、欣赏和享受的领域。”
在Stavros Yiannouka看来，“音乐小屋”是凭借拓宽教育内涵而受到WISE认可的，但“教育创新”不止限于内容，也注重方法。
“我们也关注提供教育的新方法，比如让教育变得更高效的高科技，还有诸如电影院这样的低科技，都能传达教育所需的特定信息。”Stavros Yiannouka说，“我们说创新，新内容和新方法同时关注。”
WISE给获奖者提供的奖金并不多，“我认为这些项目参加评选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认同。我们能给他们的，是对他们所做之事背书。”Stavros Yiannouka认为，WISE能为获奖项目提供的，就是认同感和存在感。
Stavros Yiannouka提到三年前获奖的来自孟加拉国的项目。这个项目叫“船上的学校”，因为孟加拉有涝季，这对当地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孩子们不能去上学。“船上的学校”就是要“把学校带给学生”。项目负责人自己建船，在穿上装载一些基本教具，把困在家中的孩子接上船上课。
“这个项目脱颖而出，也是个很棒的故事。项目获奖以后，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来报道。”Stavros Yiannouka说。
WISE这样的公益组织有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边界。在Stavros Yiannouka看来，政府、资本和技术在促进教育创新和发展上，也有其相应的探索空间。
“政府能做的是发现、支持一些关键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也许不能很快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因为我们不能总指望以盈利为驱动力的公司探索这些领域。”
Stavros Yiannouka以互联网的起源ARPAnet为例，“人们都说互联网领域很复杂，有谷歌、facebook、百度等等。但人们忘了，最原始的网络是美国政府发明的，它起源于美国的五角大楼。”
20世纪50年代末，正值冷战时期。美国军方为了保证自己的计算机网络在受到袭击时仍能保持通信联系，就指派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建设一个军用网，叫做“阿帕网”(ARPAnet)，这就是因特网的前身。
“而商业可以提供服务和具体的传送、操作方法。”Stavros Yiannouka说。
“扶危济困”不是WISE的最终目的
WISE举办至今，始终关注与欠发达地区教育创新有关的项目。但在教育领域“扶危济困”不是WISE的最终目的。
“技术飞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面对许多挑战，”Stavros Yiannouka说，“我们有能力和资源解决欠发达地区的教育问题。”
在Stavros Yiannouka看来，这个社会有能力和资源解决欠发达地区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更直接，你只要参照一些教育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他们知道如何做，这样你就能在那儿做很大的改变。”
“但技术快速变革的今天，什么样的教育系统能帮助人们在这一生中，灵活地完成许多事情?我没有答案。”
Stavros Yiannouka认为人们应当重新思考让年轻人学会选择的重要性。
“我是英国教育的产物，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做选择，以后学什么，科学还是文学，但是十六七岁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可能十年后你才知道你学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我们都是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