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让许多出租车司机称赞的打车软件，如今让他们又爱又恨。提起专车、快车、顺风车，许多出租车司机脱口而出“干不动了”。7月14日至7月2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历时1周，在北京飞机场、火车站、高校等一些区域，对31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随机采访。许多出租车司机表示：活儿越来越不好接，收益越来越少， 想和过去赚得一样多，就得减少休息时间。
7月15日晚上8时左右，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一家面馆，冯和良(化名)点了一盘炒面、一瓶北冰洋，这份15元的晚餐，他三口两口吃得净光。作为北京市一名双班倒的出租车司机，冯和良从早上5点上路，已经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
坐在记者对面，这位身高1米8左右的壮汉难掩疲惫。面馆门口，停着冯和良所在的银建出租车公司的车，之所以选择这家面馆，冯和良看中的是门口可以免费停车。
这是冯和良开出租车的第四年，比起在小区、酒店门口趴活儿，他更愿意出去“扫街”，但是现在“扫街”的时间比以前多了。“以前干累了还可以随时休息，现在不行了，休息多了收入就少了，如果想和以前赚得一样，我就得紧着跑”。
让冯和良这么“马不停蹄”的原因是专车、快车的出现。“现在不是一个两个司机说不好干，是普遍认为不好干。”冯和良告诉记者，他身边很多司机师傅都想转行了，认为开出租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以前早晚高峰的时候都是一车难求，在路上跑的车都是拉着人的，来一个车乘客要抢着才能上，现在早晚高峰空跑的时候很多，空驶率很高。”冯和良抱怨，“客人都被快车、专车那些软件分走了。”
隔壁桌的出租车司机陈炜(化名)一边吃着青菜炒米粉，一边向记者抱怨这几个月自己的“钱包”瘪了不少。
“现在一整天忙下来，还没有以前拉得多。刨去份儿钱，我原来一个月干好了能挣五六千元，现在只有三四千元。”陈炜说，现在在街上扫活儿的时候，明显感觉招手的乘客少了。“我一天最多干17个小时，再多我干不了了”。
收入下滑让陈炜越发精打细算，“我出来一天要在外面吃两餐，加起来也得40元，还不敢喝什么饮料，半个月下来，就得五六百元。”
“那些打车软件怎么都不被关闭呢?乘客都不打我们的车了，我们很受影响，很多人都不想干了，好多司机都这样。”陈炜说。
“不想干了”，变成这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的口头禅。
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附近，从天北路东口起始，长达2公里的机场货运路上尽是密密麻麻的出租车，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出租车缓慢“爬行”准备领号进入另一个停车场等待，再通过调度进入T1、T2或T3航站楼载客。
北方出租车公司司机王兴辉(化名)每天都会来这里排队，他表示，早上8点之后至少要排3个小时才能进机场，“现在收入少了，以前一个月能挣5000元左右，现在挣3000元都费劲。听说要出新政策了，到时候政策对我们不利的话，我真要退车不干了。”王兴辉说，自己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同事退车不干了。
被专车、快车抢了生意的王兴辉已经不像原来那般热衷打车软件了。
“一开始的时候，打车软件给出租车司机很多补贴，也让不少司机的收益增加，但现在这些软件上，正规出租车上都接不到好活儿，好活儿全让让专车拿走了。”王兴辉告诉记者。
辞职不干，王兴辉虽然有时嘴上说说，但落实到行动上，并没那么简单。“我还有两年合同才到期，1万元的押金还在公司押着，没辙，顶着压力干吧。”
份儿钱一直是出租车司机头顶的一座大山，在北京，双班的份儿钱一般是每月8280元，单班的份儿钱是每月5175元。如今，专车等一系列网络约租车的出现，逐渐成为出租车司机头上的另一座“大山”。
“专车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同样在机场等活儿的曾越(化名)给记者调出计价器上的累积数据，“我今天早上6点出来，到现在是13点48分，7个多小时才拉了368元，原来没有专车的时候，我能拉450~500元左右。”
曾越表示，自己以前还能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现在中午休息却只能到机场休息。“以前我一天干够12个小时能拉700~800元，现在干够12个小时也就500多元。”
之所以对专车不满，曾越说还有一个因素是明显感觉路上更堵了。
“原来没有专车之前，北京的早晚高峰堵车时间一般是从6点半到9点，但现在许多私家车都加入了专车、快车、顺风车的队伍，上路运营，堵车时间都变长了。”曾越家住大兴，他告诉记者，在他家的小区里，好几个车主都加入了专车、快车行列，一开始接活，后来奖励少了，就开始用好几个手机刷单。“他们拿手机抢单，然后在路上短距离空跑，跑完之后用另一个手机付一下费，然后再换另一个手机下单，一早上来来回回就能赚100多元。”
曾越希望，政府加强对专车、快车、顺风车的管理。“起码要有准入门槛，北京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不仅要有准驾证，还有服务监督卡，还要缴风险保证金，比专车门槛高多了。”
说起现状，冯和良希望，出租车公司能降低份儿钱，再对车型作些调整。他认为，之所以专车受欢迎，除了有补贴，车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出租车的车型跟专车差不多，那乘客为什么选专车不选出租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