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危机可能诱发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经济的顺畅运行都是以个人和家庭消费、公共消费牵引为动力的。股市暴涨暴跌对广大持有储蓄的中小参与者进行洗劫，会导致这些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能力减弱，实际上会压减最终消费领域的经济牵引力。一旦来自最终消费领域的牵引动力减弱，处于产业网络体系上的所有企业的资本循环就会变得缓慢、阻滞乃至停止，企业利润下降和乃至转向亏损，导致工资水平整体下降和失业增加，进而将最终消费和经济运行规模的螺旋形萎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夜，金融市场的投机盛行，也就是一个金融大资本或者垄断资本对市场中小参与者的储蓄的洗劫过程和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过程，投机活动导致社会中的极少数人进一步从市场中广大的中小参与者手中聚敛利润和财富，社会财富不公平的格局更加深入发展，社会最广大的市场参与者的实际分配所得大幅减少，进而诱发经济危机的来临。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证明了上述的过程，而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也证明了这种过程。虽然我们国家尚未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但是并不意味着金融与经济危机不会在我国发生，而且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实际进程，特别是目前的市场暴跌持续下去并且长期在低位徘徊，不仅阻断了社会闲散资本向产业领域融通和配置的路径，而且因为大资本通过股票的暴涨暴跌所导致的对市场绝大部分中小参与者的往返洗劫，触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就大大提高了。
附带指出，在我们目前的舆论观点中，却有一种掩盖这种实质和进程的倾向，这种倾向以对“市值蒸发”的概念渲染为代表。在具有零和性质的市场中的投机市场中，主力和庄家的实际利润，也就是众多散户的实际亏损。主力和庄家实际赚到的利润，是依照每一笔卖出成交的具体价格和手数乘积的和与每一笔买进成交的具体价格和手数乘积的和的差额，散户的亏损总和则是这两者反向差额。“市值”概念，是不合理的，因为是从万千价格中取某一个价格作为计算基准。但是实际的成交是分笔分时进行的。一笔交易，一个价格。同一个价位，可能有很多笔成交。不同的价格也有很多笔成交。市值形成，只取一价，没什么意义;充其量是一种简单估算，而不是事实本身。硬性使用以价格-供求理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与“均衡利润”概念，充其量是一种形式的静态的分析，但是形式分析不能代替社会过程分析的。交易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每一笔交易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比如价格、数量等等。股市虽然将交易内涵标准化了，但是唯一不能标准的是手数和价格，因为形成交易的是不同的人或者对手们，市场的主体构成是——人或者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
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日本的相似性
不过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世纪末的俄罗斯、东盟国家和韩国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主要是美国华尔街资本对这些国家中小资本持有者的洗劫，因此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在想少数人集中的同时，也在向美国净转移。美国金融资本对这些国家“剪羊毛”的过程也就是国别资本之间的金融战。那么历史是不是在重演?
在“广场协议”签订前后，日本的经济仍处于繁荣期，日本的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空前强大，其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在全球十大商业银行中，日本银行占据其中七席。而我国当前的经济规模也在快速接近美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全球大银行的排位中纷纷上榜。
在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在短短三年里相对于美元升值一倍，而自从200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愈30%以上。
在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股市从1985年其持续上涨，一直到1989年底，日经指数高峰达到38915点，然后转向暴跌。我国股市从去年以来的2000点，不到一年时间里上升到5000点以上，最高达5178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又回撤去年以来涨幅的近半。
1989年，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和股市一样，同样面临高峰，在股市的高峰过后房地产价格同样一泻千里。而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处于虚高状态，沦为富人的游戏。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因为日元升值，日本出现了大规模“投资美国”热潮，标志性事件就是三菱重工买下美国洛克菲勒中心。这些投资美国的日本资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危机之后，最终在美国折戟沉沙，死伤累累。而自从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的对美投资也在年年攀升，对美投资赢利历年来成为奇迹。
很显然，当时的日本汇市、股市和房市被美国华尔街资本“先捧后摔”，劫数难逃。当初日本就是对美国太开放了，因此被美国华尔街大抢了一把。人们都知道广场协议是日本被剪羊毛的起点和诱因，但是美国华尔街资本对日本的具体抢劫过程依然是在金融市场中实施的。回想索罗斯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地方，也就是投机市。日本经济当初就是在救市的狂欢中走向萧条的，三十年一蹶不振。而我国目前的股市具有了典型的投机市特征，似乎在重演日本经济与金融史上曾经的一幕。因为不明的资本势力在我国股市一年来的搅风搅雨，我国如今会在日本曾经跌倒的地方再跌倒一次吗?
当前的全球金融战格局
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模式的确立,军事和金融作为石油美元本位制和美国全球霸权的两个车轮，相互支持，相辅相成，军事不仅为美国掌控的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美式经济金融的国际规则提供保障，而且在新世纪以来直接为美国资本全球剪羊毛的金融活动提供保障。金融又反过来为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财力支撑。华尔街资本不仅使得这种全球剪羊毛的资本循环模式的运用成为全球金融战的常态，收割、打击和削弱以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为整体的资本势力，而且维护华尔街资本对世界其他资本势力的优势地位，进而维护自身的霸权。
新世纪以来，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胜而不利、世界各国因为俄罗斯金融危机河东按压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而纷纷对美国资本扎紧篱笆墙，美国的军事和金融陷入螺旋形的交替下降之中，石油美元本位制的基础正在日益丧失，美国华尔街资本急于找到新的肥硕程度足够的剪羊毛的对象，意图扭转金融和军事交替下降的颓势。
2014年以来，美国刻意挑起“乌克兰冲突”，一方面的意图在于通过操纵世界能源价格的整体下跌，遏制俄罗斯的国力恢复，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欧洲制造地区动乱以破坏欧洲政治与经济稳定和美元升值的手段，恐吓和引诱双管齐下，进而策动欧洲资本流向美国金融市场，供美国华尔街资本剪羊毛;打击欧元区资本联合势力，巩固美元本位制。与此同时，在全球战略上破坏中欧俄三方的战略合纵和欧亚大陆内部日益加深的经济合作。欧洲资本势力对华尔街资本的战略企图洞若观火，从而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反制;特别是今年以来加入亚投行的战略举动，使得华尔街资本暗算欧洲意图成空。
伴随着欧亚大陆内部经济合作的加深和全球“去美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也在不断提速，具体表现在中国金融资本对外输出和产业资本对外输出的提速。在前者的主要标志性事件就是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进程的相继启动，后者的主要标志性事件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进程的相继启动，是中国统战手段的国际化应用的胜利，其意义在于在既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另起炉灶，在全球金融事务中逐渐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美国金融霸权的釜底抽薪;而不是附庸于旧体制。正是因为亚投行的成立，为欧洲资本东向亚洲提供了契机和条件，欧洲诸国纷纷加入亚投行，导致美国和日本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第一次被孤立和边缘化，这就意味着国际金融新秩序制定的主导权，已经开始有大西洋(600558,股吧)西岸转向太平洋(601099,股吧)西岸，世界金融中心由美国纽约转向中国上海。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人民币国际化的兴起是从旧有的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金融架构中破茧重生的，其使命之一就是和世界各国一起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与金融新秩序，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中美金融战的两种前景
新金融秩序的萌生和旧金融秩序的开始瓦解，不仅意味着中美金融战开始攻守易势，而且因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和价值背景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替代而白热化，中美金融战因为美国的短期“剪羊毛”的需要和全球金融秩序主导权的博弈而达到高潮。中国金融因此到了对未来战略路径选择的分叉路口!
一种前景是，继续以美国市场体制作为目标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向这种体制并轨和融合，继续推行市场化和自由化，中国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和定价权最终落入美国华尔街资本手中，华尔街资本也就深化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领域——金融服务产业，中国经济最终失去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当前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的流通市场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资本项目的管制取消和人民币外汇汇率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股票及证券市场完全对外开放，美国华尔街资本势力对这些市场完全进驻，同时越来越高度杠杆化，中国金融市场纯粹成为美国华尔街资本的奶牛，一轮轮对我国国民财富的聚敛和向美国转移不断进行。当前的股票流通市场的发展结果是，随着融资融券活动的普遍化和杠杆比例不但提高，股市的波动幅度在短期内越来越大，并且我国的社会闲散资本(居民储蓄)不再进入产业领域，仅仅在这些高投机性的市场内部兜兜转转，零和博弈性质的市场游戏无止尽上演，在国民财富领域形成稳定地流向美国华尔街的体制和机制。这种前景是美国华尔街资本孜孜以求的。如果这种局面出现，意味着美国资本在中美金融战中最终取得胜利，中国在经济自主性的丧失后也就必然意味着政治独立性的丧失，中国政权因为外国资本势力的民主争斗而频繁更迭，中国大地彻底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国家被肢解指日可待。
另一种前景是，重建我们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市场体制进行改革，并且注入新的东方文化的内涵，在经济和金融上探索以我们东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的经济和市场组织方式;国有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混合运行体制确立，中国资本和企业夺回对我国市场和经济运行的规则制定权和定价权，并且筑牢我国的经济与金融安全的防火墙，对市场的投机活动进行抑制，举全国之力完成工业化和遂行“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以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进程，探索出比西方和人类历史上更优越的、有别于美式丛林法则的经济模式和社会体系，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一个光辉的文明与生存范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前的股票市场问题的处置上，着眼于恢复和保持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打通和顺畅社会资本向产业领域的融通管道与路径，融合集中全国的各种资本力量，打造和倍增我国的工业国力。这是实现我们中国梦的金融战前景。
在金融战中争胜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实现中国梦，在经济与金融领域我们还有如下必须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加紧新的经济理论建设和经济价值观的重塑。因为世界各国本身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差异，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上实际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美国的市场体制并不是唯一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未来新的经济组织方式的形成，自然依赖于我国新的经济理论建设的先行，在全民族的实际探索中不但印证和自我总结，而不是以洋为师!逐步摒弃以极端利己主义、残酷竞争、丛林法则为内核的西方资本价值观体系。美国政府连一个三亿人口的国家都搞得一塌糊涂，又有什么资格去“指导”中国该走什么样的未来之路呢?从而形成一种以“和谐共存、互利共赢”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范式。
2、以税收手段对市场投机活动进行抑制，促进社会分配相对公平。市场价格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为了促进社会分配公平，阻止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就有必要对社会分配机制进行重构。在个人和公司税制上，由目前的比例税制向超额累进税制逐步转变。在股市的改造上，要限制信用杠杆使用，逐步探索对资本利得征收超额累进税，消竭资本在大众参与的市场中投机的动力，避免投机活动的后果倍增放大。
3、压缩乃至根除“专家误国”的土壤和空间，清除西方木马和代理人。去年以来股市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偏差，陷入了新一轮的投机市。股市丧失金融功能，投机盛行，也就沦为赌场，这种赌场性的股市除了造成社会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分配更加不公之外，还会造成实际金融梗阻，破坏我们经济战略的顺利推进。因为我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自由化，美国资本进出我国金融市场的跨境流动面临一些阻碍，因此在去年以来至今的股市博弈，是美国华尔街资本操纵其在华代理人和附庸于它们的境内资本势力，相互配合进行的。它们精确选择亚投行成立前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启动的节点，通过融资融券制度和不断扩容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竭力放大这些潜伏资本势力的投机能力，推动股市的短期暴涨暴跌;近期以来，不仅将与市场下跌无关的IPO发行停止(新股挂牌上市后一直在涨幅榜前列)，直接阻断社会资本向产业领域融通的路径，而且在国家已经开始救市部署的情况下，继续肆无忌惮地做空，联想到亚洲金融危机时华尔街资本(对冲基金们)的做空手法，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这种后果与其像这些人所说是市场“天灾”(自然下跌说)，毋宁说是他们自己所肇的“人祸”。这些人占据我们的政、商、学和舆论要津，一贯性地与大洋彼岸遥相唱和，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权力，极力地推进美式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不遗余力地发展市场投机，为美国资本的对华控制与掠夺目标的实现充当急先锋，并且鸣锣开道、冲锋陷阵和保驾护航。对这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人们，要警惕他们将我们的国家命运作为试验品和谋利工具。要进一步反腐败，查清他们内外勾连的利益链，然后逐一清理。
4、对欧洲国家的资本东向在借力的同时要注意防范。欧洲国家资本对于美国挑起乌克兰冲突的战略用心洞若观火，因此也就有了抓住亚投行成立契机，东向中国寻求战略合作的动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欧洲不过是假手我国对冲美国的金融战压力和攻击，并且在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新体制和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旧体制之间骑墙。我国的股市暴涨暴跌的股市，也对稳住这些欧洲国家资本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他们参与到短期的暴涨和暴跌之中，无论盈亏都会很快离开中国市场，对我们的军工产业升级和“一带一路”战略兴趣寥寥;只有温和攀升的慢牛市，扩展他们在华资本循环的的周期，适度保持它们的利润，才能够将它们滞留在华的时间延长，从而对美国近期的金融战略釜底抽薪。欧洲资本东向、寻求合作为我们遂行“一带一路”提供了补充资本来源，在中国资本的主导下这些资本可以被适度组合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中去。但是我们要从资本的逐利性出发，对这些欧洲国家资本进行利用的同时也要防范。而且中国资本和欧洲国家资本之间的战略合作，是以我国在中美金融战之中能够取胜为前提的;一旦金融战失败，这些欧洲国家资本会反过来趁火打劫，将它们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中美金融战高潮的到来首先是出现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最后冲刺阶段，如果我们顺利实现“工业2025”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华复兴和崛起势必不可阻挡。在我们的崛起前夜，美国华尔街资本通过他们的在华代理人，在我国股市的金融关键环节上对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战略进行破坏和阻击。我国股市的疯狂与失控的特征出现，恰恰证明了我们低估了对手，它们在充分利用有利于他们的资源与条件以图最后一逞。中美金融战高潮的到来其次是因为处于两种不同的国际金融体制替代和存亡的分水岭，美国华尔街资本只有对新生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新体制的成长进行打压和延缓，才能为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旧体制的生存延缓寿命，在进入倒计时的美国全球霸权的框架内困兽犹斗;因为一旦旧体制被彻底新体制取代，美国的寄生金融生存方式也就宣告终结，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动金融战的资格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