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开历史倒车：合伙人有违现代法制

　　直白点说，阿里所谓的“合伙人制度”，就是取消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制衡、取消董事会代表大小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问责。这，只不过是“终身制”的另一种表述罢了。正经意义上的“合伙人”，是怎么回事？合伙人，是一个很重的法律用词——因为合伙人承担的是“无限责任”。换言之，若要发生赔付的话，作为合伙人的当事人，得赔上身家性命。这个制度安排的含义是，要求这个承担无限责任的当事人，其事前的行为举止必须足够的谨慎持重。故而“合伙人”常见于律师、会计师之类的行当。

　　从机构的产权设计来看，“合伙人”与“股份制”，是格格不入的。股份制股份制，核心的意思，就是责任到股份为止，是有限责任；合伙人合伙人，头一条，就是责任是无限承当。于是，律师行没法降低要求变成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也不会强制某个股东要伟大崇高到承担无限责任。那么，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果真如“合伙人”的法律本意，是承担无限责任吗？果真是，这些占有一点点小股份的管理层，如此崇高伟大到愿意对整个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这个所谓的“合伙人制度”，非但没有一丝一毫对小股东承当无限责任的允诺在里头，反而是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董事会由他们控制的特权，完全剥夺了小股东经由董事会对这些“合伙人”进行监督制衡的权利。在英美的上市公司制度安排中，核心的一条、重大的一条，就是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随时裁撤管理层、尤其是裁撤CEO。

　　为什么董事会保留随时裁撤CEO的权力如此要紧？往根子里说，往透澈里说，这是对人性的制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伟大的心理学家卡尼曼老师这样告诉我们，当这些高高在上的CEO们面对非常不好的选项时，他们会“绝望地去赌一下，接受会使事情更糟的高几率，以交换一个能减少大的损失的微小希望”，“因为失败很难以接受，输家常在胜负已定之后，仍做困兽之斗，不肯面对现实”，其结果是，“这种冒险，通常使本来可以处理的失败变成不可处理的灾难”。这导致了“很多人类不幸的情境”，卡老师罕见地用语很重。

　　这，就是在公司由盛转衰时，英美董事会将裁撤CEO作为保留动作的根源所在——应对危机，首要的，是要取消当值CEO做困兽之斗的冒险权力。这是对各位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财产保全；同时给予了新任CEO推倒重来的选择空间。如若阿里式的合伙人制度成立，那么它就完整取消了董事会裁撤CEO的权力，将全体股东的权益置于一种系统性的风险之中、置于随时会被“孤注一掷”的风险之中。

　　更高一层看，这个合伙人制度如若被证券市场接受，它将意味着，那个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终身制，正堂而皇之地还魂在现代法治之下，而无论这个还魂做了多么光彩夺目的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