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形式倒逼留学热 国内教育“阵痛”

国内就业形式倒逼留学热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要让人力资本成为我国发展的源泉，教育在其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教育的支撑。家长们同样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望子成龙、期待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惜耗费毕生积蓄，也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如今，留学潮更有逐渐低龄化之势。《每日经济新闻》通过对“少年留学生”这一群体进行观察，以展现中国教育的现实与梦想。

　　2月27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墨尔本市雨后初晴。下午3点多，一所名为库诺的公立中学门口，刚放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结伴而行。“我们去喝东西吧。”来自浙江绍兴的高二学生刘志利（化名）用中文提议。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处茶吧，几位女生围坐在一起讨论起杂志上的服饰，男生们则对新出的玄幻小说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不远处，墨尔本另一所公立中学的高二学生李斌（化名）也放学了，不过他有另外的选择：去快餐店打工。

　　随着“少年留学潮”的兴起，中国“小留学生”的身影在大洋彼岸变得日趋常见。这在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看来，是因我国的教育还应进一步加强。他向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这些父母还是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记者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了解到，众多委员建议教育要与市场需求更加紧密结合。

　　刘志利和李斌都只有18岁，却已有一年多的留学经历了。在庞大的“少年派”留学生中，他们的生活状态仅是一个缩影。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相关调查报告，“少年派”留学生的队伍相当庞大，并且有持续扩增的趋势。从直接与低龄化留学相关的留学考试，即SAT应考人数分析，2011年，内地考生人数接近2万；而2012年，专家预计这个数字将达到4万。

　　这还不包括另一种同类考试ACT，以及更低年龄段赴美留学读中学所需的SSAT和SLEP或者JuniorTOEFL考试的人数。作为“少年派”留学生的一员，刘志利来到墨尔本市是在他16岁那年。在学习半年英语后，他进入了上述那所名为库诺的公立中学。与国内被诟病为“填鸭式”的教学不同，库诺中学允许学生自由选课。“我选了英语、语文、会计、艺术，还有两门数学。”刘志利说。

　　在库诺中学，学生有着轻松的上课氛围，教学模式也非常多样。某大型留学机构的一位留学顾问对记者说，国外一些中学会更加注重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我们有时会为一个话题争得面红耳赤。”刘志利说。尽管人们对“少年留学”有着美好愿景，但仍有隐忧引发关注。周炽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实在要去，需衡量好风险。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留学生，周曾在书中直陈“少年留学”诸多风险，引发热议。

　　如今十多年过去，周炽成表示，他仍以“冷眼”看待这股热潮。在这股潮流中，不少家长有着类似的考虑：孩子在国内学业负担太重，而国外却是轻松、趣味的教育，那何不把孩子送往国外？周炽成表示，从整体上看，西方国家中学生的学业负担要比中国轻，“但如果把语言、心理、环境、经济等压力考虑进去，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大大加重了”。

　　王辉耀也有着类似的论述：初、高中时期正是培养心理健康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学生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和心理疏导，将会对心理和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低龄留学生除了要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独立生活，还必须克服语言、文化背景障碍，适应国外全新的教育模式，还要独自面对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问题，这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王辉耀说。刘志利对此就有着深刻体会，“刚开始会不习惯，气候、交流，还有吃的。”虽然已经生活了两年，他还是很难用流利的英语交流，“英语不好，很多书看不懂，看的书籍和在中国差不多”。

　　一些家长会疑惑，因为在他们眼里，“少年留学”有着先天的优势，那就是对语言的强大接受能力。某大型留学中介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语言学习优势”是家长赞成“少年留学”的重要理由。对此，周炽成分析说，一个几岁的孩子，确实能在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中适应下来，但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新语言的能力将越低。一般认为，十一二岁是转折点，留学少年（一般指大于12岁）已过了学第二语言的最好时光。

　　央视财经主持人芮成钢也微博上表达了对的“少年留学”担忧，认为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中学，是件风险很大的事。除了留学期间的风险，裴育与周炽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留学归国时的门槛问题。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激增和海外就业难度增大，使得留学归国人员增多，“海归”对北京等一线城市户口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显示，2000年-2011年，留学生回归人数年均增长率为23.66%，预计2012年留学生回归人数将增长到23.03万人次，2017年有望增长到66.6万人次。

　　因为人数庞大，北京等一线城市对留学学历、时间有了更苛刻的要求，落户的门槛使得部分归国留学生开始选择二、三线城市。“所以在做出‘少年留学’决定时，家长与学生都需慎之又慎。”周炽称说。从早前的渴望走出去，到而今学成归来时的就业难，这些有着“海归”这样一个共同称谓的留学者，面对国内外就业形势的趋紧，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一个“阵痛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了解到，围绕教育体制改革的提案不在少数，众多委员建议目前的教育要与市场需求结合紧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