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0余年，不仅创造了中华文物流失的最高纪录，还承接清末而成为了中国历史文物造伪的一个新的高峰期。
沧海横流六十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动荡不安，但历史的积贫积弱与领导思想的忽左忽右，致使新中国在最初几年的欢快起步后，便开始步履蹒跚，有时甚至踉踉跄跄。
为了工业的发展，为了百姓的生计，“出口创汇”曾经是经济界一个响彻云霄的口号。
为此，一些不甚重要或存世量较大的文物归于各地文物商店，外国人和华侨可以自由购买，随意携带出境。
为此，许多工艺美术品、包括工艺精品都归于各地友谊商店，外国人和华侨可以自由购买，随意携带出境。
为此，各大城市的美术公司担负起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当地美术工作者，仿造前人的书画作品，以“你知我知”的价格与方式出口香港与日本。
近些年，从日本回流的大量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品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美术公司组织制作的外贸产品，其中有唐伯虎、文征明、王铎、杨守敬、吴昌硕、任伯年等日本人喜欢的书画家作品。
到如今，当年那些外贸货大量地以文物的身份从各种渠道回流，博取了不明就里人士的大量真金白银——自己人种下的苦果又让自己人吞服了；那些以低廉价格出售的工艺美术方面的精品有相当一部分无从寻找、无从回流，中国工艺美术史因此而不无缺憾。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席卷了全国，惟独没有殃及故宫，各地的博物馆也大多援引故宫方式，闭馆不开。全国馆藏文物由此而躲过一大劫难。但是，对于文物的损毁破坏，却没有超过十年“文革”浩劫的，因为它是“文化人革文化的命”！
“文革”伊始，红卫兵便宣布一切文物为四旧，均在破坏之列。
“文革”伊始，红卫兵便宣布一切艺术品为“封、资、修”，均在扫荡之列。
“文革”伊始，红卫兵便宣布所有艺术家为资产阶级，均在打倒之列。
所有的文物商店关门。所有的友谊商店关门。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就在于它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所以，除了运动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外科手术式的销毁外，毁灭性的破坏还来自于人们因为惧怕而对于家藏文物与艺术品的悄然自毁，其量不可胜数，其恨不可消解。
而比之文物被毁不相上下的罪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人被革了命，书不能读，字不能写，画不能抹，一切思想与创造处于停顿、休克、死寂状态。一个国家、56个民族、近10亿人口被凝固在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空间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兴起的画廊与90年代前期开始的拍卖，都是应运而生的，虽然起步艰难。
国门甫启，游人如织，来自异国他乡的人们看到了中华瑰丽山河，品尝了中华美味佳肴，还想带点纪念品回去。于是，各地有了旅游商店。书画艺术家们应接不暇了，便有了业余作者的一哄而上，桂林画贩子、商品画等等，把中国书画艺术拖进了市场，也拖进了泥淖之地，好些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没有了头绪。
文物虽然早就在文物商店里打着火漆出售，但在拍卖会上出让有着十足的号召力，因为价格、金钱具备放大效应。在收藏领域，什么东西好卖，什么东西卖得价高，便有人去仿制，更有人到古墓里找。近十余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10万余起盗挖古墓案、20余万座被毁古墓警示我们：我们的祖坟所剩无几了！
中国文物走私的第一目的地不是中国大陆的拍卖会，而是海外的古董店与拍卖会。所以，如何根据现有的国际公约来处理我们与海外文物经营机构的关系，如何根据国家实力的增长来修正不尽合理的国际公约，如何进一步严厉打击盗墓与文物走私等不法行为，如何防止走私文物通过拍卖会等正常渠道来获得合法身份……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法律、制度、机构、资金、学术、技术诸方面下功夫、想办法。
从国家文物局的网站上，我们得知：近年来，我们成功追索走私到英国的中国文物3000多件，追回流失海外14年的北朝石刻菩萨造像，流失到丹麦的156件中国文物得以返还。此外，发挥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带动作用，多渠道开展流失海外文物征集工作取得进展，自2002年以来，先后从海外成功征集了包括北宋米芾《研山铭》、商代重器子龙鼎等在内的6万余件（套）珍贵文物。但是，和我们流失在海外的文物相比，这几万件文物只是凤毛麟角。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贸易与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但是，这只是一个概数。这些文物因何流失、是否交易、现藏何处等等情况，我们所知不详，因此，我们有必要综合文物、外交、民间团体诸方面力量，建立专门机构，抓紧开展工作。
回首百年，我们悲伤于祖先惨遭蹂躏。
回首百年，我们欣喜于自己恭逢盛世。
这悲喜交加应当化作清风明月，在山林田野间守护我们祖先的坟茔。
这悲喜交加应当化作青灯黄卷，在书斋案头上承续我们祖先的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