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艺术风生水起之时，许多艺术家其实已经在关注这门独特的艺术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势头，但苦于贫困——在电视机凭票供应的中国，他们不可能拥有录像设备，电视台里的设备很难借出。所以，张培力的作品要等到1988年才呱呱坠地。
后来，电视机开始在中国家庭普及，迅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但敏感的艺术家抓住了艺术“革命”的大好时机。张培力、颜磊、邱志杰等艺术家就是最早提出并开始实践这种新的“媒体”带来的艺术创造可能性的。早期的录像艺术家虽然面临着媒体技术和物质条件的诸多限制，但对新的媒体的使用导致的语言创新和命题的提出成为这些早期从事录像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运用当时简陋的条件因地制宜创造的动力。
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接下来的创作是与当时的艺术气候相适应的。颜磊在1993年完成录像作品《化解》和《清除》，1994年完成《1500cm》。在这几件作品中，身体成为人的“凝视”的重点，《化解》是拍摄双手在不停地玩各种“翻花绳”的游戏，《清除》是艺术家俯身将自己的腋毛用镊子一根根拔下的过程，这些作品都是用单调乏味的长镜头完成，这里，镜头的枯燥和机械重复明显的是被颜磊强调的作为一种媒体本身特点和趣味来认识和运用的。邱志杰在1991年开始创作他历时三年的《重写兰亭序1000遍》并开始提出和实践这种新的媒体带来的各种艺术创造性可能。
“这些影像作品将新媒体的实践与当时的时代性问题联系起来，透过反思和批判电视这种媒体对人的身体（行为）所带来的新的宰制，艺术家意识到，媒体与社会生活共同编织起了那张‘看不见的网’，共同构成了被意识形态话语掩盖的生命政治现实。”郭晓彦说。
90年代后的新视野与电脑技术从90年代开始，影响国内艺术界的一种跨学科的普遍意义的文化也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视野，这种新获得的视野是通过新的媒体的手段来表现的。这时，在中国出现了录像、摄影、独立电影等形式的艺术创作高潮。艺术家不仅仅只是用于简单、乏味地记录发生的行为、当下事件，或者将录像视作记录的工具。从事影像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意识到，媒体本身能够刺激思考的改变。
比如在1994年，朱加拍摄了《永远》。他将一架小型摄像机固定在三轮车的旋转轮齿上，在北京街头骑行。于是，图像在不停地做360度旋转，随着骑行的速度和景物的距离，掠过的速度不同，将一个通常的平淡体验变成一个带有艺术家“主观性视点”和随机景物及摄影机的强制性镜头结合，使观众对时间的体验变成具有紧张焦虑感的心理现实和视觉冲击力的体验。
再比如，李永斌于1994年创作的单频录像《脸》，将自己的脸与母亲的脸重叠，但这件作品是完全没有通过计算机技术，而是将母亲的肖像用幻灯直接投射在自己脸上，再用录像翻拍来完成的作品。李永斌试图在录像语言，空间与时间，剪辑与创作间达到一种得以延伸其概念的方法。1996年9月，吴美纯、邱志杰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现象/影像：中国录像艺术展”，这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录像艺术展，更是成为录像艺术发展上重要的一次展览。
9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电脑科技，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冯梦波是最早从事电脑多媒体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他完成了带有互动性质的电脑作品《私人照相簿》，艺术家以自己的家庭20年代以来的旧照片为基础，并集合自己童年时代的涂鸦，书籍，记得的音乐和电影，观众可以按键选择观看路径。冯梦波将这种由纷繁的线索、政治意识、个人情感隐喻、科技激情杂糅后，进行一系列相当激进的视觉语言实验，从而意识到它的无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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