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东南亚的“流氓”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正遭遇经济衰退的煎熬完全不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和市场需求等严重泡沫化现象。而如此巨大的漏洞自然逃不过索罗斯的眼睛。
索罗斯的第一目标是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是当时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泰株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不仅如此，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失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
猎手往往选择在最佳时机向目标出击。就在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10家金融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的那一天，索罗斯策动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株，泰株一下变得风雨飘摇。尽管泰国中央银行前后共计调动了570亿美元试图拯救秦株，但在如狂潮般的国际投资资本袭击下无济于事。而在泰铢贬值之后，索罗斯乘机大量吃进泰国的货币和股票，他的这一行动又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陆续买进，于是泰铢和泰国股票随后飙升。仅此一役，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许多泰国人的腰包也被掏个精光。
进攻泰株得逞之后，索罗斯进一步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发起冲击，最后包括新加坡元在内的东南亚货币全线失守。这次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经济遭受重创。数据显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东盟）1997年GDP缩水92亿美元，1998年攀升至惊人的2182亿美元。但时隔多年之后，索罗斯仍然否认自己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去年，索罗斯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说：“我没有制造（亚洲金融危机）泡沫，我所做的只是加速了泡沫的爆破”。的确，抛开市场从纯道德的角度审视，索罗斯自然显得是让人痛恨，然而，正像大型食肉类动物在自然生物链中有不可取代的功能一样，“金融大鳄”通常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金融市场的缺陷，从这一层面上而言，索氏的投机又何尝不是对现代金融市场管理者的挑战。
力推“开放社会”的慈善家
与华尔街的大亨完全不同，索罗斯没有游艇，出门也不坐高级轿车，更没有私人飞机，外出商务旅行都是乘普通民航飞机，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多年来，他与投资者“同乘一条船”，没有从他所掌管的基金取出个人应得的利润提成。然而，索罗斯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慈善家，他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
索罗斯在慈善事业上撒钱的慷慨程度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他曾经为一项旨在对身患绝症者提供更有人情味和更实际治疗的“临终关怀”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为一笔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他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要他对这个慈善项目感兴趣。资料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索罗斯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共掏出了80多亿美元。有人作过统计，如果按照索罗斯的家产和他慈善捐款的比例来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
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和支持是索罗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他捐献了 50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1996年，索罗斯给匈牙利的援助为1576.9万美元，超过了美国政府当年给匈的1509.6万援款总额；而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接近1/3的人的年薪。另外，索罗斯还出资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
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有所不同，由于受自身哲学观念的支配，索罗斯的慈善之举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即他希望运用他的财富来“推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以促进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在索罗斯看来，处于封闭社会中的人们受专制主义所统治，很难有自由，他要把西方开放社会的观念随着他的金钱输入到他所认为的封闭的国家中。
为了有效推展自己的“开放社会”价值观，索罗斯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在前苏联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在纽约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目前，他设立的基金会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1000人，俨然形成了一个索罗斯基金会网络。另外，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和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通过为基金会制定共同发行计划，对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与此同时，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索罗斯在慈善事业上的超级热心并不会让他几乎“冷血”的投资心态有所改变，受美国政府最新监管规定的影响。索罗斯的基金今后不再对外募资，而是完全负责家族资金的运作。显然，手握200多亿美元家族资金并且能够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索罗斯可能还会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