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暗的牛皮纸，封面反折过来，乳白色烫漆的四个字：上海格调。字上方是著名的马勒别墅，没有任何背景，俨然一个建筑模型，被处理成黑色烫漆图案。图片长度略长于文字，于是，马勒别墅就像一个冠盖，方方正正地罩在那“上海格调”之上。白色烫漆字下方，是谨慎、谦逊，低调、含蓄的作者名字。底端是同样低调的出版单位。
将反折过来的封面展开，再将书从中间打开，反扣在桌上，于是，我们看到，封面、封底和书脊铺展出满纸的梧桐叶，厚厚地堆积着。显然，这是根据照片加工而成。因照片特意处理成凌乱而斑驳的色调，更兼纸张颜色的晦暗基调，使人莫名其妙、却也很自然地生出一丝感伤，仿佛那满纸的落叶一片片都是逝去的生命，甚至还有点肃杀。可是，如果联系书里写到的那些人、事以及与这些人和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作者和出版社借此书高调提出的“上海格调”，或许那片片枯叶更像是一段段已逝且再也无法重来的生活。
当想象试图充当历史时
我们很清楚，那堆积着的枯叶不是历史——不只因为两位作者都未有正规的史学训练，也不只是因为作者以抒情为主、且混合了叙述和议论的文字风格——充其量，它只是对历史的想象。当然，历史总是为后来者提供无限想象的可能；另一方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不会限制任何人对它的想象，想象的形式也完全由想象者自由支配。但问题是，当想象的历史试图充当历史时，如果没有足够的自律，没有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反思和边界的自我设定，那就只能是实足的僭妄。
更为严重的是，将历史和历史人物抽空，完全不顾历史过程中具体的情境，不顾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关系，将历史抽象化为时间之流，将人物抽象化为人性品质，换言之，是将历史人物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再将历史人物从社会关系中抽将出来，变成孤立的个人。于是，个人的历史一变而为神话。而这一抽象化的立场只是基于现实的、情感的欲求，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当然。于是，看起来讲述的是历史，实际上却是讲述者的欲望。这一个人的欲望潜伏、隐匿在虚假的历史叙述中，极具欺骗性。
我们就先从梧桐叶上精心选出来的这几行文字说起。
“深深浅浅的弄堂中藏着多少长恨歌？吴侬软语的关切中又是何种的温柔？”
“伸手抹去一层层细细的灰尘，却也抚出人事飘零、情怀匆匆若水的茫然，恍如一出出的戏，幕启幕落之间，藏半帘梦影。”
字里行间是浓郁的文艺腔，还有作者的怅惘。换言之，文艺腔是怅惘之情最贴切的形式；怀旧的酒也最适合盛在假古董的容器中。
怎样的“上海格调”
这样的文字和书籍装帧可能映现怎样的“上海格调”呢？且看作者的界定：“腔调是有没有的事，上海人是不能没有上海人的腔调的，那是上海人在某一段时间里流行的形象和做派的特征。”而“格调是高不高的事，上海人是崇尚经典、讲究高雅的，大多低调奢华，骨子里透着浓浓文人趣味的风范，那是上海人社会等级的标杆，只与个人教养、品位相关。”了解上海时尚文化圈动态的人都知道有个“上海腔调”的说法。上引文字可以让我们意会，“上海格调”是要与“上海腔调”叫板。我们也可以把握到这两者的异同及关系。首先，“腔调是有没有的事”，没有你就不能被称之为一个正宗而合格的上海人；其次，“格调是高不高的事”，常识告诉我们，“高不高”无疑已经高出于“有没有”。但问题是如何为高？作者给出的几个关键词似乎确实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中，除了“低调奢华”无关历史，意思明确外，其余的，面目实在都很可疑。我们不得不追问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或品质才能被称为“经典”、“高雅”、“教养”、“品位”和“文人趣味”？“经典”等等又是谁确定的？
而且，即便是明白“低调奢华”，我们也还是要追问，如何才能“低调奢华”？众所周知，“奢华”无疑是有前提的，说白了，奢华要有钱做保证，且不是一点点钱，而是需要起码中产阶层及以上的收入水平。有了这个前提，才能谈得到如何“低调”的问题，即如何不给人炫富，甚至暴发户的感觉。
这里又隐含着另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你没钱，那是你没有能力，你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你父母乃至祖上没有为你积攒足够的资本等等，可很少有人去想，没有钱的人一定没有能力吗？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一定能获取良好的收益吗？能力必须甚至只能靠收入衡量吗？什么样的素质和才能方可以被称为“能力”，有没有一个标准？谁制定的标准？……
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成为作者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又都被一个轻描淡写的“社会等级”全部囊括、遮盖。他们当然不会问，社会等级是如何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是机会均等的吗？“社会等级”是恒定不变的吗？如果不是，从一个既定的社会等级向另一个社会等级过渡或转变的内、外在动力是什么？既定社会等级秩序与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什么？这一改变是否存在最好的形式？其实，即使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一直都是以此巩固秩序的，人类社会也是在不断的等级秩序的调整、改变中走到现在的。现实无疑并不都是最合理、最理想的，只有既得利益者才觉得现在的秩序是好的；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完美的想象，没有停止过对自由的渴望，“止于至善”始终是人类前行的动力。
于是，在想象的“上海格调”的名义下，殖民时代的遗产不仅成为自豪的资本，更成为高雅的象征。全部的殖民历史被抽空，剩下的就是令人艳羡的别墅和住在别墅里的人的传奇，以及他们身上令作者敬重有加的尊贵和高雅。正是因此，我们在书里，才会读到如此荒唐的表述：“这些被世人称作‘万国建筑博览’的大楼，将往日的显贵和时尚的繁华融合在一起，令人惊艳，成就了上海人骨子里的一直骄傲。近代上海，正是从外滩走向繁荣、走向世界的。”（P108）当然，书里也有所谓普通人，但在他们的眼里，只有石库门里的人家才是真正代表上海的普通人，而这些“住在石库门里的人家，都有一堂、半堂的红木家具。”（P115）而在他们的逻辑里，“打高尔夫还是打麻将”（P85）完全是因为境界的不同，教养的不同，似乎喜欢打麻将的人天生就是不懂高雅、没有教养的贱民。
想象的共同体
这样的“上海格调”不过是个人欲望假借集体之名，想象出来的一个幻象。这个集体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正在壮大的中产阶层，其次是“上海”。如果说这也是共同体，那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想象的共同体”，而其核心，或想象的内动力无疑就是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既得利益者的保守心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糟糕的书并非只是因为作者历史知识和理论修养的匮乏所生产出来的，而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工业共同生产出来的劣质产品。
所以，最后，我要把最早对文化工业展开批判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一段话抄下来，给已经被或正在或将要被文化工业控制的人们：
“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它越变得绝对，就越会无情地把所有不属于上述范围的事物逼入绝境，或者让它入伙，这样，这些事物就会变得越加优雅而高贵，最终就贝多芬和巴黎赌场结合起来。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启蒙辩证法》P121-122）
如果文化消费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文化工业是社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和特色的文化工业，不唯利是图，不隐瞒或篡改真理和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