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西周，眼下北京的这块地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燕”和“蓟”算起，北京这座古城已经差不多三千岁了。因为历史久远，所以北京有着太多的历史文化流传和典故，北京的一个镇、一个村、一条街、一条胡同，甚至一口井，一块砖石都有故事。它们有的已被史学家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放射出金子般魅人的光彩；有的如散落在泥土中的珍珠，待我们这些后人在先人遗失的沙砾中细心地捡拾，并把它们串联起来。为此，我们开辟了“古都地理”这样一方园地，希望有心人来此耕耘。
龙潭湖位于左安门内。在辽金时期，这里是辽南京和金中都的东郊风景区，在元代，是大都城的南郊风景区。当时这里曾林木茂盛，水草丰美。从金代起，这里先后建起了法藏寺、夕照寺、袁督师庙等多处古代寺庙，都很有名。至元正二年，开凿金口河穿过龙潭湖地区直至通州张家湾。明嘉靖三十二年，修筑外城墙时，将金口河拦腰截断，同时又在这里建窑挖土烧砖，留下了大小不等的窑坑几十个。至解放前夕，这里已变成荒凉的地方。
龙潭湖名称由来
龙潭湖地区在明代属崇南坊。查阅清末民初的地图，这里还有刘家窑、潘家窑、吕家窑等地名。早年这一地区比较荒凉，到了雨季，东南城的雨水从龙须沟向东南倾泻，由左安门西边的水关流入护城河，遇到大雨超过水关的排水容量时，水就漫过道路，附近的穷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找上一辆两轮平板车，在水中往来渡人，挣几钱补充家用。左安门水关是雨季排水的水道，在城墙的地平线下方，宽、高各约三米多，长度却有七八米，水关两端装有铸铁栏杆，以防止人们出入。为了泄水，栏杆之间有二十多厘米宽的空隙，小孩子们可以侧身而过。有一年春季，水关下面没有水，我曾和几个同学爬进水关里去玩，觉得很是新奇。1952年，人民政府整修了龙须沟以后也整修了这个地方，有数万人参加。根据地势，挖了三个人工湖，注入清水，湖岸广植花木。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时任首都城市规划副主任，考虑到龙须沟水流经此处，提议将这里命名为龙潭湖。就是现在的龙潭公园和北京南二环路游乐场。如今，这里左安门内大街，龙潭湖路，道路宽阔，车流如织，龙潭公园成为城东南居民的休憩场所，垂柳依依，湖水粼粼；周边的居民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已经成为城市宜居地区之一。
龙潭湖地区的发展变化，是全北京市乃至全国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回顾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建设成就，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城乡变化、文化发展以及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法藏寺和法塔
法藏寺位于今龙潭湖西北方向，法藏寺是这一区域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建于金代，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法藏寺旧名弥陀寺，金大定中立。景泰二年太监裴善静修之，更曰法藏。有祭酒胡荧、沙门道孚二碑，……北地多风，故塔不能空，无可登者。法藏寺塔独空其中，可登。塔崇十丈，窗八面，窗置一佛，凡五十人佛，佛设一灯。岁上元夜，僧然灯绕塔奏乐，金光明空，乐作天上矣。”这一描述，可见当时法藏寺及处于其后院的法塔，在元宵节时然灯奏乐的盛况。另据《天府广记》作者孙承泽回忆：“金弥陀寺即法藏寺，在外城内。寺中有塔七级，高十余丈，中空可登。余少时读书其旁，天气晴时辄一登。北望宫阙，黄瓦参差，西观两坛，松桧郁茂，西山黛色如在檐前。”《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九月重阳日游法藏寺，登塔远眺。寺在左安门内，后寺圯，唯塔独存。”可见法藏寺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就已倒塌，只留下法塔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任风雨侵袭。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塔门已经用砖封闭，下层周围还刷满了“仁丹”等广告，但它依然那样雄伟、壮观，从很远处就能看到它的身影，该塔的外形，很像在颐和园就能看到的玉泉山塔。
大约在1941年春天，我刚刚上小学，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塔门被打开了，几个同学约我到塔内去玩儿，由于法塔一层没有窗户，里面比较黑，我心里还有些恐慌，怕冲撞了神话故事《白蛇传》里的白蛇，或像武侠小说里所说的，有“消息”、“暗器”。我们迈着小步，摸索着往里走，走得很慢，觉得一层地面很是平坦，只是有些浮土。面积很大，直径约5米左右。我们走到了墙边，顺楼梯上到二层，就豁然开朗了。塔的八面有八个窗户，沿着塔的内墙周围，有一米多宽的走廊和栏杆，沿着走廊可以从塔内绕塔一周，塔的内壁上还嵌有很多小型佛龛和佛像。然后从楼梯可以上到七层顶端，向四周远眺，周围景色尽收眼底。从塔上可以看到从此经过的火车顶端的上方，别有一番情趣。光阴荏苒，七十年过去了，儿时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不过，这座塔已于1966年拆除了。
夕照寺与育婴堂
夕照寺处在龙潭湖正北的方向，该寺在明代时很是出名，爱国将领于谦曾给该寺题词。
夕照寺占地五亩，周围还有几十亩庙产地，所以寺前宽敞，古木森森，寺前建有一大影壁，每当红日西沉，夕阳照在影壁上，现出一片红光，因而得名“夕照寺”。山门殿面阔三间，门上方石额上刻有“古迹夕照寺”五个大字。前院大雄宝殿内供有三世佛，三大士和十八罗汉。后院大悲殿供有千手观音。夕照寺最著名的是大悲殿内的两幅壁画，其中，大殿西壁的壁画为《古松图》，为著名画家陈寿山于乾隆四十年（1775）所画。画面上数株长松笔直遒劲，东侧壁画为书法作品，为与陈寿山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王安昆手笔。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夕照寺附近已是荒凉得很，一次，我从左安门到广渠门时，走在苇塘中一条小路上，走了几里路未遇见一人，由于年纪小，心中还真有些恐怖，可见当年此处的荒凉。直到夕照寺才见到人烟。只见寺前有一个人在这里做“豆纸”，用一个竹箅子从纸浆里“抄”一下，然后揭下一张纸来，贴在寺庙的墙壁上。据史料记载：附近只住有十户人家，俗称“十间房”。如今夕照寺前院大雄宝殿和后院大悲殿尚存。1984年列为崇文区文物保护单位。
在夕照寺的西面，有育婴堂。《日下旧闻考》记载：“育婴堂在广渠门内，夕照寺西，康熙元年（1662）建。按：育婴堂，创办于大学士金之俊，学士胡兆龙。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特宣恩旨，颁币千金，并赐《功深保赤》匾额，又御制记文以示奖励。并敕各省督抚，募劝好善之人，照京师例行之。”育婴堂民国时尚收容孤儿，孤儿们生活条件很差，1951年由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改为育婴堂小学，1957年更名为育锋小学。在夕照寺东边，与夕照寺隔路相望的据称是同仁堂老药铺的养鹿场，高墙深院，路过此处可以偶尔听到一两声鹿叫鹤鸣。
张园和袁崇焕纪念堂
在今龙潭湖南面，曾有袁崇焕纪念堂，就设在左安门内西里张园内。
张园是一座私人别墅，其主人张伯祯，是康有为的学生，祖籍广东东莞，与袁崇焕是同乡。民国期间，曾任法部检事。关于张园的情况，1958年出版的《北京街道的故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北京张园故址，曾建有一间袁崇焕纪念堂，堂内有康有为写的石刻联语一副：天地皆春色，乾坤一草庐。这间纪念堂和石联，在1948年遭国民党军队破坏，园中所有其它建筑物和花木，也都被破坏一空，砌在墙上的袁崇焕遗笔‘听雨’二字的石额，幸得保存。解放后移砌在袁督师庙门内墙上。”
上述记载可知张园的大概情况。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笔者曾在张园内短暂居住，园内情景还多有记忆。张园在左安门内左侧（今新西里3号），占地约三四亩，该园向北开有一门，门楼横额有康有为书“张园”二字，为白底黑字。进园有两间南房，当年可能作为门房用，接着是一座长方形的花园，南北向稍长。靠西墙有一条南北方向的甬路，甬路与西墙间是一行松树。花园内有桃树、榆叶梅等花木，每当春季，桃花吐艳，梅魂飘香。园内还有几株开着粉红花的大树，乒乓球大小的花朵很像一簇绒毛组成，人们叫它“绒花树”。花园的最南端，是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靠西侧是一个向北开的月亮门，门内是一个外院，内院的垂花门是向西开的，里院是以东为上的三合院，院内有西府海棠两棵，藤萝一架。东房五大间应为纪念堂，当时我还识字不多，常去东屋玩耍，见墙上嵌有许多石刻，什么字已记不清了。南北厢房各二间，我家曾住在两间北房内。从南房天井处，向南还有一个跨院，有几间东房。当时，主人不在此处居住，据说园子的主人住在宣武门外烂缦胡同东莞会馆中的一个独立院落内。
张伯祯为什么要在自家的张园内设袁崇焕纪念堂呢？他在为他的四子锡遵写的墓志铭中说：“余供职法部，以表扬先烈为志”。他认为袁崇焕的死与一朝代的灭亡紧密相连，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张伯祯于1915年上书当时的政府，吁请以袁崇焕配祀关岳庙，以奠忠魂，昭之万世。他不但建了袁崇焕纪念堂，还倡议并带头捐钱在左安门内广东义园建立“袁督师庙”，庙于1917年建成。还请他的老师康有为为袁督师庙题写碑文。还在庙内刊刻了袁崇焕遗诗，还给为袁崇焕守陵的佘义士写了墓志铭。如今，张园已荡然无存了，幸好有些碑刻还保存在袁督师庙内，现在，位于龙潭湖内的袁督师庙已修葺一新，庙内正面墙上嵌有石刻袁崇焕像，石刻右上为隶书“袁督师”三字，下款是：“东莞张伯祯敬题”。庙内墙上还有文字石刻九块，女石刻像一方，是纪念张伯祯夫人蔡氏的。庙内还有张伯祯为其夫人蔡氏和其四子写的墓志铭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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