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一个有着“红蓝色刺猬”族徽的意大利传教人，一个被誉为“西学东渐第一人”的文化使者。400年后，当人们以种种方式，纪念、怀念并探寻他著名的中国行旅时，猛然发现，南昌，竟是他全面打开整个传教活动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时代节点。
历史究竟赋予了怎样的力量，让利玛窦遭遇南昌，并影响着之后近两百年的中国？
一
1595年4月的一天，南昌万寿宫内一阵骚动。拥挤的人群中心，一个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大个男子，在一片指责声中，显得手足无措，却又语意坚定。“让他给许真君下跪叩头！”这个外形奇异的“家伙”究竟何方神圣，竟然对南昌人人敬畏的许真君视而不跪！激动的人们甚至要拉男子到许真君神像前去磕头，而他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挪动一步。僵持很久，直到有人再三解释，说这位男子来自国外，并不信仰中国神明，人们才在疑惑中渐渐散去。
这位“天外来客”便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利玛窦。作为欧洲耶稣会正式进入中国的首批传教士，利玛窦的南昌之行，意在借道南京，北上京城，寻求当朝万历皇帝的支持，以全面传播耶稣福音。
自《马可·波罗游记》风行欧洲后，整个西方开始了寻找中国的征程。而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仿佛一个巨大的启示，激发着传教士们的使命感。走向东方，传播教义，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欧洲耶稣会，集结起一支支传教队伍，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宗教“远征”。
肩负宏大使命，1578年，26岁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行14人，从欧洲里斯本启程，经印度卧亚，抵达澳门，并于1583年登陆广东。
彼时的中国，虽然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各类新思想正在活跃，但舶来的耶稣福音，在明初后“片板不准入海”的闭关国策及传统儒道释思想的排斥下，传播甚为缓慢。飘摇12载，唯肇庆、韶州二地有传教据点，教众亦不过百许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度，皇帝至高无上，若是得到皇帝的恩准，何愁传教大业不成？初谙中国封建体制的利玛窦，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北京城。
出韶州，过梅岭，经赣州，转吉安，1595年4月，在朋友兵部侍郎石星的帮助下，利玛窦终于走出广东，走进南昌，也由此揭开了石破天惊的“西学东渐”的历史大幕。
二
这是历史投射于南昌的一道短促却幽长的光亮异彩，亦是南昌报以历史的一串惊喜！
当利玛窦驱舟渡过鄱阳湖，沿长江抵达南京时，一身的仆仆风尘遭遇的却是这座“第二都城”的断然拒绝，连昔时的广东旧交、时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徐大任也公开发出驱逐令。
南都难留居，而况京都兮？1595年5月，利玛窦放弃赴京，而于6月28日返抵南昌，一住便是3年。
已在广东建起据点的利玛窦，何以不回广东，反留居南昌？对此，后世学者分析出四大原因。其一，乃友人瞿太素、石星的推介。其二，南昌扼守中国南北地理之要冲，既便于北上京城，更易于南下广东。其三，南昌文士辈出，为全国一大文化中心，民风大开，正适于传播耶稣福音。其四，南昌城市经济较之广东，更为繁荣。是以，“以目前的光景而言，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利玛窦的对比选择，反衬出晚明年代的南昌现实。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及至元、明政治中心东移，更使南北交流成为举国大策。是时，由广东北上南京、北京，其主要捷径，便是越过梅岭，抵赣州，顺赣江而下，经吉安、樟树，借道南昌，渡鄱阳湖，入长江，西达武昌、东至南京，再转运河北上。而在这条贯通中国的大动脉中，南昌正居汇通南北之要冲。
南方大开发、大繁荣的背景，加上汇通南北中国的区域优势，让南昌迸发出领袖全国的城市力量。
其时，南昌以米市著称全国，与国内几乎所有省区均有固定的粮食供销关系。经南昌输入全国的江西粮米，几可左右时局。晚明吏部左侍郎顾起元在谈到南京米价时曾说：百余年来，南京的米价虽偶有微涨，但很快便会回落，然而倘若江西与湖广欠收的话，则米价会立即大幅上涨，全城将人心惶惶。而以南昌为活动中心的江西“江右商帮”，更是影响全国，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明代著名文人张瀚有言道：“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是以，时谚有云：“无江西人不成市场。”
利玛窦的一系列札记、书信，亦道出了晚明南昌城市的壮阔风貌。在给孟三德神父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南昌）较广州更漂亮、更高尚，……房舍美观，街道广宽又直。”又说：“（南昌）在人口与房屋方面数字也庞大，尤其文人、贵族与秀丽方面也首屈一指，这是我早向往参观的城市。”在给耶稣会总长阿桂委瓦的信中，他则盛赞：“它的面积以我的看法，较翡冷翠（即意大利佛罗伦萨）大两倍。”
堪与影响全国的城市经济媲美的是，作为江西文化中心的南昌，同时亦是全国士人文化的中心与“异端思想”的孕育之地。
据统计，有明一代，江西有“进士三千”，南昌独得694人，比广东全省之进士都要多。而作为有明以来，诞生了解缙、杨士奇、夏言、严嵩等内阁高层并孕育了汤显祖、宋应星等文化名人的江西的首府，南昌无疑堪称一时文化之中心。初始被视为“异端”的王阳明，也正是在南昌最终确立其心学思想，并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江右王门”。其时，南昌府治范围内的书院不下20所，文人士子们时有聚会、论辩，而每逢科考之日，更是蔚为壮观。在一封长信中，利玛窦这样叙述南昌：“人山人海，考生都带着佣人和书童，应考的秀才多达2万……街道为之充塞，连走路也不可能。”
倘若说，是正在萌芽的商品经济与多元思想并生的社会格局，让传播外来宗教的利玛窦一行得以登陆中国。那么，正是商品经济与文人社会均领先全国的南昌，才能以海纳百川的大胸襟，接纳利玛窦，并影响着全国。
与在广东时屡遭侵扰及在南京遭遇驱逐不同，利玛窦并未受到过多的怀疑与上层人士的排拒。居留南昌不久，他花60金币，在知府衙门附近建起了继肇庆、韶州后的第三座天主教堂。同年，又在新建县吴城镇建造了第四座。
出乎意料的顺利，亦得益于总结过往失败后的“南昌试验”。
南昌3年，利玛窦一改以往做法，入乡随俗，尝试着“以耶合儒”、“学术传教”，实现了西方耶稣与东方儒家的首次合流。
刚到南昌时，建安王、乐安王先后相邀，利玛窦即着儒服入宫拜见。而之后出入官宦士林之间，他俱着儒服，用汉礼，仿若汉人。
定居南昌期间，利玛窦修订完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在书中贬佛、道而借儒宣教。出版中文著作《交友论》，从西方哲学家、宗教领袖著作中，摘录适合中国伦理观的语录，以为论据。与南昌儒学泰斗、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亲密交往，则为他赢得了“西儒”的美名。
而每每拜会官宦贵人时，利玛窦又会捎带上几个地球仪、自鸣钟之类的“洋玩艺”。l596年9月的一天，他还为南昌人准确预报过一次日蚀。正是从利玛窦这里，只知“星分翼轸，地结衡庐”与“天圆地方”的南昌人，万分惊讶地得知，地球竟然是圆的。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因了以南昌为中心的江西官宦士子们沟通全国的影响力，3年的“南昌试验”中，利玛窦的朋友遍布全国的10个省（当时全国仅有15个省），甚至引起了1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的关注。
1598年6月25日，在度过3年忙碌而又愉悦的时光后，利玛窦深情作别南昌，再度北上。
据后世学者多方考证，关于利玛窦在南昌的固定住所及传教地，有三个地方值得考虑，即棉花寺，现称棉花市；戊子牌坊，位在现在的百盛购物中心；杏花村，即杏花楼，今俗称水观音亭。图为今日的杏花楼。宗欢摄
三
接下来的故事，已为400年来的中外史家津津乐道。按照在南昌时形成的“学术传教”法，定居北京的利玛窦，成功地向万历皇帝进献了当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天主经、天主图像，与在翰林院供职的上海人徐光启，合译了西方重要的数学典籍《几何原本》，与工部官员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等重要著作，甚至帮大明造出了火力威猛的“洋炮”。
地非“方”，而为“圆”；中国非天下之“中”，亦比想象中要小得多；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也让向来视其为雕虫小道的知识精英们的心灵频频受伤。
以南昌为新起点，踏着利玛窦的足迹，迄于1775年在华耶稣会被罗马教廷解散，先于晚清“洋务运动”而起的第一轮“西学东渐”，迎来三四百位传教士的前赴后继、七千西书的中国传播，其间给予国人传统心理的颠覆，正如当代思想史学者葛兆光所言——天崩地裂是也！
而当中外学者们重新梳理这一跨越近200年的“西学东渐”史时，每每绕不开南昌这一为西学传播创造“方法论”的城市。法国学者裴化行说道：“南昌及其附近地区……是一处天然适合于可称中国‘人文主义’发育的土壤。”而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肖朗则叹道：“利玛窦在南昌，事实上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转折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