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堪比失去了一件巨大的珍宝！”得知大野一雄去世的消息后，与之合作数十年的日本摄影界泰斗细江英公表达了自己的痛惜。直至大野一雄长卧病榻之后，细江英公仍然在拍摄他，寻找画面中生命的符号。台湾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忆起大师身影时，诗意地表示了敬仰与追念：“他是光芒，是感召，是永恒的感动，他永远在我脑中最神圣的角落。”
见识了太多死亡
大野一雄1906年10月27日出生于北海道函馆，一生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等时代。
“跳舞吧，只要心跳声还继续响着。”这是他的格言。而全身抹白、跨越阴阳的惊悚形象，是大野的标志造型。一方面，他将传统歌舞伎中的假面化的意义，延伸到舞踏对肉体的否定，专注于心灵的展露；另一方面，他把个人的差异性抹掉，使人回归自然和单纯。“光头”象征着脱离红尘、重回母体的原胎；“性别倒错”则是对现今社会男女角色地位被固定的反动，企图寻找人性中同质且人人皆具的原始根性。
20岁时，他进入日本体育大学学习体操及舞蹈，其间对现代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任横滨关东学院体育教师，教授体操与舞蹈，同时也做了一些关于现代舞的表演尝试。二战期间，大野加入日本陆军，他随军远征并在新几内亚当了一年战俘。因为见过了太多生命的死亡，大野最初是被这些逝去的生命所触动，萌生以舞蹈方式哀悼亡灵，谴责战争的罪恶，并试图对日本皇权提出批判的意识。
“暗黑舞踏”的原始痕迹来源于生活在广岛的经验。大野早期作品“水母之舞”诞生于1950年代，大野通过在战士们海葬时观察到的游泳的水母创造了这一舞蹈。
狰狞的拷问
大野开始舞蹈生涯相对较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暗黑舞踏”自然附有瘦削的身体、满脸皱纹，与传统舞蹈的理想形象相距甚远。1949年，43岁的他和安藤美津子在东京联合举办了自己的首场表演。观众中坐着当时“暗黑舞踏”的创始人土方巽。土方巽邀请大野参加自己的舞蹈团，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86年土方去世。两人在1959年到1966年间的合作最为密切，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奠定了“暗黑舞踏”的地位，这种舞蹈结合了传统日本舞踊和西方现代舞，重新诠释身体语言，并试图对所处的战后时代提出批判。
“暗黑舞踏”不仅仅是新的艺术形式，更是全新的生命观。大野一雄用诡异、敏感、光怪陆离，甚至狰狞的身体律动来触发生命的本质，创造出朴素舞台上惊人的身体景观，以夸张错置的角色探讨人与欲望的本源。在表演时，他的造型经常是衣衫褴褛或裸体，性别模糊，身上涂满白粉，着奇装异服，在舞台上暴烈呐喊，并配合扭曲变形的肢体语言，呈现一幅幅几近原始的画面。在从前卫而地下的舞台走向殿堂级艺术成就的数十年中，“暗黑舞踏”也为很多地下电影、实验影像等跨界艺术带来了灵感与启发。
最初，人们对舞踏表演中的荒诞造型、甚至丑陋的、充满阴暗的似黑暗地狱中鬼魂式的表演并不能完全接受。大野与土方巽的舞踏摈弃了传统舞蹈中所有优美的元素，更偏重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反思，以及对宇宙自然苍生灵魂深处的探索和表达。合作的两人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土方的工作是暴力和挑衅，大野则更为温和，更情绪化。“人们告诉我最好的事情，”他说，“就是他们看我演出时哭了。理解并不重要，也许不能理解更好，只需对舞蹈有所反应。”
“暗黑舞踏”成为了现代舞蹈主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并在整个文化领域造成极大轰动。与舞踏艺术同时期活跃的艺术家们，如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摄影家细江英公、画家横尾忠则、音乐家黛敏郎等都积极参与这场前卫的艺术活动。
舞到最后一刻
1969年至1973年间，他在三部电影中担任主演。70岁后，大野一雄获得了国际声名。1980年，他应邀在南锡第14届国际艺术节演出，自此，他开始了20年国际巡演生涯。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我的母亲》、《睡莲》以及《天堂的路，尘世的路》。他的旅行也激发了他自己的艺术，1983年到以色列的访问启发了他的《死海》，其中大野与儿子义人一起舞蹈。义人也是一位“暗黑舞踏”艺术家，近20年来管理着他父亲的舞团。
大野一雄几乎一生都活跃在舞蹈界。他在国际上最后一场演出是1999年，在美国日本协会，他和儿子义人一起表演了《20世纪安魂曲》。此后，他在日本坚持演出一直到2007年，直到他的双腿瘫痪，他最后只用双手起舞，或四肢着地与观众交流，他的舞蹈生涯持续到他100岁之后。利用自己受衰老和疾病所蹂躏的身体，也许也是“暗黑舞踏”最完美的诠释。
“父亲是跳舞到死的人。”大野义人说，“他会舞到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