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在《动物寓言集》中提到﹐许多善于思索的人（例如开普勒）都作出过关于球形动物的想象。尽管最早把大地想象成一个球体的并不是中国人，但是，对丸状肉食的那种近乎恋物的热爱，我们认了第二，地球上无人敢认第一。
举凡中国各大菜系，不论咸甜酸辣，万般变化，皆有肉的一丸之地。京、鲁系的砂锅丸子，淮扬系的狮子头，闽、台系的贡丸、粤系的鱼丸，等等，不一而足，再考虑到各地的小吃，简直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渊源流长，诚可谓“丸子恒久远，一颗永留传”。至于理由，如果我大言不惭地一把扯出中国人对太极的信仰，也不难自“圆”其说。不幸的是，太极图是平面的，充其量就是一张饼。或曰：国人之爱丸，系出于对“一团和气”的追求，又譬如团圆，正所谓“吃了汤圆好团圆”。在人为的制作过程中，食物的形状不可能不负载着某种意识形态，但是在根本上，我相信肉丸子在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的滚动式的发展，除了视觉及心理上的愉悦，更多还是出于功利的现实考量。换句话说，同样的吃肉，游牧民族会奢侈地处之以块状或条片，而农耕者的考虑就会缜密而周到得多。
《礼记·内则》提到过一种在“八珍”中名列第五的“捣珍”，即以牛、羊、鹿、獐的夹脊肉，反复捶捣，剔尽筋腱，烂碎后烹熟，调味食用。尽管上述文献并未注明“捣珍”的具体形状，不过就加工方法来看，与今日广东客家人及潮汕人制作牛肉丸之法完全相符。对于皇室以外的平民百姓来说，丸子算不算“捣珍”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得以将牲畜身上某些十分难咬又弃之可惜的部位，在“剔尽筋腱”、降低了磨擦系数之后变得较易咀嚼和下咽。
至于鱼丸的发明，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丸子的功利性动机：据说秦始皇嗜鱼，又常常因鱼刺而郁闷，凡食鱼而遇“刺”，烹鱼者必然没命，宫中的厨子无不闻风丧胆。
一日，任姓厨师当值烹鱼，心惊肉跳之际，下意识地以刀背拍击案上之鱼，传膳声中，不觉已将鱼段拍成鱼蓉，鱼刺悉除。任师傅遂将鱼蓉捏揉成团投入豹胎汤内，鱼丸即成。秦皇食之大喜，当场命名为“皇统天疆凤珠汆”。块肉既已成蓉，难免一盘散沙，此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顺手那么一搓一揉，一颗掌上明珠，丸子就这样诞生了。“抱成团”？不如说是搓出来的。
以长江为界，我国的丸子大致上可分为南北两派：前者以粤港一带的鱼蛋、东江流域的牛肉丸以及闽台一系的贡丸为主流；北派的，则以北京的砂锅丸子、淮扬的狮子头为掌门。一般来说，南丸的形态和性情，像极了南方人，小不过眼球，大不过乒乓球，且结实、精壮，蹦蹦跳跳，极富弹性。北派的丸子大异南丸，主要特征是体积普遍较为肥大，而且未经锤炼，因而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松松垮垮，谈不上什么“弹牙”的质感，却以味道取胜，要的不是“爽口”，而是爱其粉嫩的温柔。此等江北大丸，通常是将肉类及辅料剁碎之后混些淀粉“纂”成，北人所谓“纂丸子”，与南方人粒粒皆辛苦的“捣蛋”或“打鱼蛋”之间的区别，不妨比之以穷经皓首的著书立说和东拼西凑的“纂书”。其总体表现值与我国的球类运动水准相似，即小球领先，大球有待提高。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不会吧，像这样捻来捻去，捻出来的只怕是泥丸一团，一齐打破容易，之后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便难。货真价实的人肉丸子，只能由一个人单独表演，就像北京人形容的那样，抡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