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写下“枕流”两字呢？他真是想拿清流洗耳吗？他是真的愿意退隐山林吗？
其时朱熹已经49岁，担任江西南康军知军，治所就在星子县。这白鹿洞书院距离鄱阳湖星子县有十二里，本是唐朝李渤所建，北宋时已与湖南的石鼓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一说濉阳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但当时已然荒废，朱熹为官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复书院，并造了孔子及弟子塑像，聚集了一批学者门生，讲学论道，蔚然成风。他还订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些语录体文字如今在书院依旧被黑字黄纸书写着，简明扼要地阐发了儒家思想在南宋理学中 的发展。白鹿洞书院真正声名是因朱熹确立的。朱熹诞辰一百多年后，宋朝皇帝将这些教条颁发给太学生，并流播到海外，称为“白鹿洞精神”。
看上去朱门学术相当的兴旺，且越往后越发挥着巨大影响。
当时的朱熹在思想界已有相当名气和影响，在政治上却是孤立的。而南康军位于江西，当时并不是政治中心。朱熹与门人弟子在白鹿洞书院，与附近的鹅湖书 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等，互相呼应，结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虽如此，朱熹当时心情是郁闷、徘徊的。
即便是应召拜任南康军，朱熹心中依旧存着退隐念头。“枕流”，以清水洗耳，免于宵小之徒的恶言入耳，免于众口喧嚣的沸腾论争。靠近白鹿洞书院溪流边，有“独对亭”一座，质朴笨拙，能看到理学家的慎独，也分明带有退隐静修的禅意。亭边又有“枕流桥”，当年朱熹造的是木桥，清人改为石桥。明代李梦阳写有《枕流桥》诗：“峡急岂有心，临桥石相激；蓦惊桥上听，夕阳人独立。”这夕阳人独立，是慎独自守的儒者？或是欲念俱灭的老僧？
但朱熹并非真的甘愿山林退隐，也并不是一个素来就想退隐的人。他只是想找到能使他的“道”得以贯彻的“明君”罢了。他有一首《感怀》诗，道出了心中 所想：“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几年霜露感，白发忽已垂……乾坤极浩荡，岁晚将何之。”他一方面不愿意退隐，一方面又“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这也是当史浩以君臣大义相劝，他还是出来出任南康军，虽然也不过是个小官。
庐山向来多隐士，朱熹在这附近为官，心中难消隐念。所以他既能在书院中书写积极有为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能写“枕流”这种流连山水的文字。
但他没有写“漱石”，想来他还不想用石头“磨牙”，或者他不愿意将更多的时间耗费在与敌人的论争上？他倒是愿意与他的朋友们就不同的观点切磋、探讨。最著名的是与陆九渊等的辩论。朱熹讲求“格物穷理”，认为要接触具体的事物万象，努力穷尽，达到极致，才能追寻到事物之“理”，主张收敛、敬畏、专一、严肃，等等，而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的良知良能，因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成支离的事业。1175年夏，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江西信州铅山鹅湖相会，双方论辩激烈，这就是中国哲学史有名的“鹅湖之会”。当时朱熹46岁，尚在靠近江西福建交界的武夷山隐居。3年后，朱熹出任南康军，白鹿洞书院一修复，他就急忙去请陆九渊，陆带来朱克家、陆麟之等大批弟子，来此讲学，陆九渊以《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 演讲，史称这次演讲极为轰动，连当地的农夫也来旁听，不少人流下激动的眼泪。演讲盛况如何不知，但朱熹作为儒者对学问精微之理的尊重与探究精神，对不同观 点的兼容并包，不拘于自己一门一派，或因学术观点排挤他人，其心胸气度很值得今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