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飞往平壤的飞机，如同时光机，从21世纪穿越到了上世纪的某一天。
平壤的清晨总是雾蒙蒙的，远方会传来如防空警报的号角声。问过导游，才知道这个声音意味着工厂开工、学生上学，每天7点，平壤市民大都起了床，开始新的一天。
清晨从羊角岛酒店出发，沿路都是赶去上班的大人，系着红领巾奔向学校的孩子，在路旁默默步行，在旅游巴士上的我，对他们投下匆匆的一瞥，就此别过，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走向哪里。路上会不断看到电车，有轨电车的样式和在捷克及德国见到的模型差不多；而无轨电车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大公共没有什么区别，方头方脑，车身涂着红白相间或者蓝白相间的漆，看上去保养得很好。
我看不到车身里的样子，然而闭上眼回忆一下那时每天都要坐的大公共，心想，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吧。
对平壤人来说，步行可能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对游客来说，坐车是在朝鲜旅游的必要条件。从机场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日从机场离开，每一次出行都必须以车代步，哪怕是从羊角岛饭店去高丽饭店，步行不过10分钟的路程，导游和随队陪同也坚持要我们一定坐旅游大巴前往。天暗后，我们途经的街道并非想象中的漆黑和冷清，主干道上车辆穿梭往来，人行道虽然没有路灯，但是依然能够看到行人的轮廓，三三两两的人行在路上，有说有笑。
在朝鲜，一名外国游客似乎是很难捕获到笑容的。哪怕是跟随我们五天四夜的诸位导游，说起话从来是一本正经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们多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口音听上去略微还带着一点东北味，然而问到是否去过中国，有否去过北京的时候，答案通常都是否定的，只有一个导游曾经去过延边，可他们在介绍历史和建筑物的时候，却能准确地用“这是相当于中国北京的什么什么”来描绘。
一次，在路过一片由政府修建的居民住宅楼的时候，导游顿了顿说：“朝鲜的住宅都是国家分配给老百姓的，住都是免费的。老百姓只需要自己负担电费和水费，当然也是很小的一个开支。所以我们这里人人有房住，不会出现什么高房价啊、房奴啊之类的现象。”这句话慢慢悠悠，我这个常年往来京沪的过客，唯一能做的就是附和着导游赞叹，国家分配房子是多么的好。
平壤市区的房子，多是六七十年代苏联援建时的产物，房子无论高低，涂着灰绿、灰蓝或是灰粉色的涂料。然而和这种偏灰色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家每户阳台上都摆着三四盆花。最初一眼望过去的时候，以为是真花，然而看多了看仔细了，发现大多是塑料花，落了很多灰。倒是在平壤市中心的几栋居民楼上，看到了一排排鲜活的植物。
记忆是碎片，是不完整的图画，而旅行的意义对我而言更多的是去寻找那些残缺的画面。朝鲜旅游的大多数时间，我坐在旅游巴士里扮演着一个观察者和拍摄者的角色，趴在窗前望眼欲穿地寻找着过去的影子。那些只有在父母的老相册里出现的衣装发型、面貌神情，都如此鲜活地呈现在车外的街道两旁。那些眼神成为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部分，那一张张有些模糊但是却有着大致相同的气质的面容，也成为了一块碎片，拼凑着我为朝鲜所勾勒的画面。沿路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孩子、在树林里歇息的农民或是工人，或多或少都在望着我们所乘坐的呼啸而过的大巴，有些还会挥挥手，打着招呼，又或是说着再见？
五天时间，没有太多机会和当地人接触，最近距离的接触，是在妙香山国家音乐厅欣赏朝鲜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因为是临时添加的项目，本以为会没有非常好的位置，结果进音乐厅才发现基本上只有我们是真正“买票”来听的人，然而买了票，却没办法拿到票，入场也不需要验票，直接被安排在了音乐厅正中央的位子排排坐下。
音乐会的开始时间是下午4点，到了3点40分，音乐厅里基本只有我们这些游客。3点50分，人们呼啦一下子从入口处进来，填满了音乐厅里几乎所有的座位。他们不上班了么？不上学了么？我坐在那里看着人们鱼贯而入的时候，开始回忆小时候被学校老师领着去礼堂看电影的情形。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子手里攥着票，径直冲我坐的这一排走过来，大概她票上的座位写的是这里吧，很快她的同伴叫住了她，她皱着眉头望了望我们，转身跟同伴们一边说着什么，一边坐在了旁边的位子上。
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既演奏了朝鲜特色的交响乐，又有像《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和蓝色多瑙河这样的世界名曲。也许因为我不够懂行，有着类似主旋律篇章式的朝鲜特色交响曲，听上去虽然很优美，但每首曲子在节奏和叙事上没有太多起伏变化，大概每一首都是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的缘故吧。倒是台下的听众们都神情放松，无论男女老少，虽然都正襟危坐，脸上却浮现着放松的笑容。
热水瓶 散场时，我身旁有个很小很小的男孩子站在椅子上，等大人来抱。他手里捏着张音乐会的票子，咿咿呀呀地伸着手递给我。我看看他妈妈，他妈妈对我笑了笑，然后把票收走了。现在想想，那大概是我最接近笑容的时刻了吧。
从平壤回到北京之后，我竟然有种洞中三日地上千年的错觉。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时差吧，不过这一差，有好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