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许多作家一样，池莉有着复杂的个性。她避世深省，在写作日记里说：“我们应该怎么活着？我们依靠什么活着？寂寞和热闹，辛劳和安逸，贬损与荣耀，它们都依据着什么？它们又在如何左右我们的人生呢？”她精明老到，用词精准，绝不语焉不详，隔着文字，我想象着她的目光：七分犀利，两分嘲弄，还有一分漠然和不屑。
就在不久前，池莉的新作中短篇小说集《她的城》出版，立刻成为媒体与书迷追逐的对象。不管如此高的关注度是源于池莉过去的名望，还是源于新作的精彩，她都不在意，她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如同她坚持热爱文字般执拗。她相信自己的读者也同她一样固执，一样唾弃“简单、廉价、模糊的花拳绣腿式小说”。池莉说：“我一生只做一件事：写作。正因如此，我很安心，很恬淡，没有任何焦虑……正是因为这样，我的读者才可以勇敢地喜欢自己的作家。”
三个不同时代女人的故事
“我喜欢有水的城市，习惯了武汉。武汉是我观察和体会这个世界的载体。”池莉说，“争取把武汉挖掘得更深，争取让武汉更加迷人，争取让出版社一看到我的作品就不得不拍出最高版税，这就是我的‘城’。”和她以往的大部分作品一样，新作《她的城》，故事依然落脚武汉。
《她的城》讲述了3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武汉女人的故事。命运把曾是军人的百万富翁蜜姐、天真懵懂的逢春以及出身大家的蜜姐的婆婆纠结在一起，当面对感情与世俗、婚姻与道德、痛苦与重生时，她们彼此理解、相互扶持，带着伤疤特有的美丽，在这座城市里继续生活下去。
曾经经历过婚变的池莉坦言，出版这本小说是她当作家以来最紧张的一次。她想要写出女人关系的真相，兴奋得通宵不眠。“我以为女人友情主要是‘爱’，男人友情主要是‘利’。区别就不言而喻了。这个主题本来我想在《她的城》里狠狠写透的，但是写着写着心软了。”
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对作家有过要求，她说：“每个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池莉称自己符合这一要求，“我就是雌雄同体的作家，天生就是，不是刻意做的。”她写的长篇小说《来来往往》，揭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现实而冷酷，但又不乏结局里对主人公的原谅；她写给女儿的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温柔又妥帖，怀着悲悯拂去人生泡沫，又保持善意提醒；新书《她的城》读到末尾，像是一只陶器瓶子炸开了口，裂出冷冷寒气，内里却不明所以浮闪出一段明黄色柔软锦缎，像暗夜里的光——这些无一不表现出“雌雄同体”的意味。
纵观池莉从刚涉足文坛的作品，到声名鹊起时的小说、散文、诗歌，再到如今的新作，可以清楚看到她的创作脉络：30岁之前，希望成名，激情四溢，用笔犀利残酷，试图揭示生活，但也不掩饰对现实的模糊认知；30岁—45岁前后，经历生活，有所总结，再经历，再总结，在对周遭的质疑中颠覆人生观并重新解构；45岁以后，更加犀利，然则又多了一丝柔软，愿意过更为避世的生活，静观世界，游走人间，尝试梳理此刻内心的文学，总结人生，回归泥土。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池莉的作品犀利中透着温情，在女性文学圈中傲然而立，甚至让不少男作家都感到巨大的压力。作家余华就坦言：“要努力赶上去，否则就落在人家（池莉）后面了。”作为一个白描生活、关注现实的作家，她丰富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有人甚至曾将她与王朔、贾平凹、余华三人并列为小说界的“四大天王”。
只为文学燃烧
“童年直至少年时代，阅读是我唯一的寄托。我千方百计地看能弄到手的文学书籍，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明，写诗、写散文、写日记。”1957年出生的池莉，自小想当作家。1972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如火如荼，这个15岁的女孩，却在深夜写下了狂热的诗句：“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微笑，我的梦呓，只为你燃烧，文学！”
池莉的文学之路烙刻着上世纪70年代知青的典型痕迹：1974年高中毕业，下放当知青；1976年就读于武汉冶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现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1979年到武汉钢铁集团当医生，再到后来参加成人高考进入武汉大学，毕业后当编辑，写作、投稿，为文坛所瞩目，直至任武汉市文联主席。
一个女人追逐文字的一生，大抵能从这些年份里折射出来。但她的文学创作，并非数字可以涵盖。
1982年，25岁的池莉发表了短篇小说《月儿好》，故事动人，文字清淡，充满质朴的乡土气息，立刻被《小说选刊》及国内多种文学杂志登载，并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介绍到国外。从此池莉一发不可收，作品不断问世。
早期作品《烦恼人生》是基于池莉在武钢当医生时的感受。那几年，普通工人有主人翁的自豪感，也有住不上房子的悲哀；他们厌恶单位的人事矛盾却又深陷其中；他们是已经预感到改革开放来临而躁动不安的群体。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使池莉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了这部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先后荣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等10项奖。
随后的作品《生活秀》、《来来往往》……都是池莉深入武汉吉庆街探寻到的文字生活。那里车水马龙，说唱声、拉琴声不绝于耳。作家用文字刻画地域文化，为武汉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并用具体而逼真的生活细节，落实到每句话每个字，成为一种城市文化的代表精神。
2000年，池莉开始担任武汉市文联主席，承担许多行政事务，但她依然保持创作高产，她说：“我体会到，一个作家，无论在哪里，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拥有个人对于写作的绝对热爱和认真的写作精神。”
2003年，她签约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池莉影视工作室”。优秀文学作品如何走向大众？池莉用影视进行了一次尝试。
心里的“三座大山”
2007年，在作品《所以》推出之际，池莉表达了对婚姻的感慨，她说：“尽管经历着种种艰难曲折，但是我很满意我的生活。真诚与两情相悦的爱情，当然还是存在的，只是罕见与少有罢了。”她的结论颇具女性主义色彩：“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婚姻，这是许多女性婚姻悲剧的根源所在；我希望随着观念的进步，女性更注重自身的尊严和自由。”
池莉有个女儿叫亦池。池莉对女儿的关注度不似其他母亲，她只希望女儿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善于快乐和善于幸福”的人，因为她觉得，“亦池18岁就是成年人了，肯定是由她自己决定以后做什么工作，而不是我。其次，期待她成为什么样的人与让她自由快乐并不矛盾。其三，母亲的期待可以很多，只有孩子自己最知道自己合适做什么，以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池莉说，旅游、阅读、写作是她心里的“三座大山”。她对这个物质丰沛、精神却贫瘠的世界充满无奈感。她说，唯一的方法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人。正如海明威所说，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已经有十余年时间，池莉不开作品研讨会，不请着名人物作序或写书评，拒绝电视，关闭博客。她在武汉市郊安家落户，种菜，读《金刚经》，喜欢闻浇过大粪的沃土被太阳晒出的气味。但她又说，自己并未蛰伏，一切只因外界太喧闹。
作家的创作源泉到底希冀于丰富的生活，还是天生的悟性？对此，池莉的回答是，任何生活方式都可以成就伟大，也可以成就平庸。如果一个人能越来越懂得感受生活的丰富性，那一定会增加经验与智慧。
所有文字都无法厘清一个作家，结合生活才是真正的自己。但不管怎么说，在人们不断质疑中国无大师，中国作家已死的时候，还原本质，关注当下，才是真正作家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