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受阻于银行,只能转而求助于民间借贷,一时间地下钱庄的利率随着“提准”和“加息”而水涨船高,据说利息能较基准利率上浮200%至300%。这不但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大了企业经营难度,而且由于民间借贷不受监管,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此外,近期人民币不断升值,也加大了中小企业经营风险。7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536,创汇改新高。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企业,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巨大的。“Made in China”的优势就是物美价廉,升值使得“价廉”的优势缩小或消失,必然会使需求减少。2007年前后人民币加速升值使得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关门停产的景象还历历在目。现在人民币又重新回到升值通道中,这对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可谓雪上加霜。
不管是外部环境变化,还是内部政策调整,中小企业都表现出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这一方面与中小企业的内在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的金融体制、国家战略也不无关系。
我国的金融体制与欧美不同,与日本相似,是典型的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是银行融资。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大型国有银行占有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可以服务中小企业的微型银行、社区银行发展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于情于理都会偏爱抵押资产多、信用度高、同时又有政策支持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也就成为现行金融体制下难以破解的命题。
在发达国家,社区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小企业可抵押资产少,初创阶段又毫无信用可言,这需要金融机构对企业所在行业、经营现状、发展前景有很好的了解,甚至对企业负责人的能力、人品都要了如指掌。社区银行贴近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有广泛的社区人脉,比较容易掌握这些情况,因此可以很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反观我国的中小型银行,以农信社、城信社为前身的诸多商业银行或者农村商业银行,在改制后纷纷扩大自身经营区域,在一线城市扎堆,在全国各地开花。这就放弃了原有的经营优势,单纯追逐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于社会发展不利,于自身发展亦有害。
我国的金融体制和财政体制决定了金融资源必然由国有大型企业先得。首先,金融机构青睐大型企业自不必说,财政资金的投放也往往优先投向既与政府关系密切、又有“红头文件”支持的大型企业。其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4万亿投资都是由政府支配和调控,资源大量流向国有企业自然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