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曾风靡一时。多年来，众人都说这个口号是胡适喊出来的。对此，未见有人提出过异议。所以，说胡适反儒非孔似乎顺理成章。然而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真实的情况是要分阶段而言——胡适少年时代学儒尊孔，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度坚决反孔，但为时不久他就改变了这种态度，并转而研究和肯定了孔子的历史贡献。胡适的晚年是在台湾度过的，有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位洋博士在为人、处事、律己和价值观上皈依了儒学，至少是完全否定了“打倒孔家店”的立场。纵观其一生，他对儒学、对孔子，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胡适的父亲是清末一位中下层官吏，名叫胡傅。他尊儒，对朱程理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并着有一篇《学为人诗》，其中写道：“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胡适不满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病逝于厦门了，“师儒所述”便成了胡适先父的遗训。胡适的幼年和少年在安徽绩溪的家乡读了九年私塾，那是清光绪年间，他在塾师的教育下不但学习了《易经》、《诗经》，更学习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孩童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学什么就会信什么，因此少年的胡适是崇儒的。据白吉庵所着的《胡适传》中说：“胡适小时候不信鬼神，但对孔夫子是崇拜的……他找来一只匣子，做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个小匣糊上去，作为圣庙的内堂，堂上设有祭桌，神位，香炉等物，两边又增设了颜渊、子路等神位……每初一、十五，胡适焚香跪拜。”这充分说明了少年胡适的基本文化意识是读儒和尊孔的，并为他成年后对国学的研究打下了古文基础。
13岁时，胡适到上海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其思想大变，不久便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他二哥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思，给原名胡嗣糜的弟弟改名为胡适了。19岁的胡适赴美国留学，26岁回国。在这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他说的是英语，吃的是西餐，学的是西洋文化，此间对胡适影响最深的是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赫胥黎的怀疑精神，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此时胡适已经学贯中西了，但西方文化主导了他的思想。
1917年胡适归国后，与陈独秀共同倡导文学革命，有风起云涌之势。他26岁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领军人物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胡适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这一时期的胡适是非儒反孔的。也就是说他保留着少年时代学得的古文字方面的知识，而摒弃了儒学的思想内容。“打倒孔家店”，不是胡适写的一篇文章，也不是他在教学或讲演中提出来的名言。这个口号的出现，有一个小故事——成都有位名叫吴虞（又名吴又陵）的老先生，他写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章，坚决地反儒非孔，尤其是对朱程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曾名重一时。1919年吴虞到北京拜访过胡适。在谈话中，吴虞说起了非儒反孔的问题，当时胡适正在读《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这一章，借助这个“打”字，胡适随口说了一句“打孔家店”。这句话一经传出，胡适说的“打孔家店”被加重分量为“打倒孔家店”了。这件事说明当年胡适的名望之大，影响之广。1921年6月《吴虞文录》出版，胡适于同年6月16日写了《吴虞文录序》一文，其结尾写道：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锤碎，烧去！
我向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以上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坚决非儒反孔的。但是，时过不久，胡适对儒学、对孔子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变化。1930年7月，胡适发表了长达103页的《说儒》一文，这实际上是一部研究儒学的专着。他指出“儒”包含着“柔”和“弱”的意思，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儒”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他认为孔子崇尚的“周礼”并不是周代的创造，“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夏、殷古文化的成分。”胡适认为孔子的出现是“儒”的中兴，他的伟大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以仁为己任的儒’”；第二，“把柔懦的儒改变成刚毅进取的儒。”胡适说：“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什么是“仁”呢？对此，孔子的回答有深有浅，因人而异。胡适说，“仁”就是“爱人”，“仁”就是尽人道。从胡适的全部着作上看，他在1930之后，再没有过非儒反孔的思想和言论。
胡适的晚年是在台湾度过的。他于1958年4月由美国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62年2月24日辞世。在这4年间，一位名叫胡颂平的学者担任他的秘书。胡颂平对胡适如影随形，他把胡适每时每刻的言论和行止，包括饮食起居，社会交往，政治立场、学术观点都及时地一一记录了下来了。起初，胡适并不知道胡颂平这样做，当他发现了这件事后，对胡颂平的做法表示了认可。胡适逝世后，胡颂平不但完成了10卷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而且于1984年出版了322页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笔者从中看到的胡适，可以说是一位为人和举止处处体现出“仁”和“礼”的行为规范，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儒化”的地步。比如，他因严重的心脏病住院，夜间睡觉时有一只脚露出了被子，护士轻轻地帮他盖好，处在朦胧浅睡中的胡适感到了护士的动作，他几乎是本能地道了一声：“谢谢。”又比如，胡适不写潦草的字，他认为写出让人难以辨认的字，是对他人不尊重，甚至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样的生活细节，反映出胡适处处遵从孔子所倡导的“礼”。
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着大量尊儒敬孔的言论，这里仅举几例。
1958年12月16日，胡适对胡颂平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里所说的“容忍”与儒学中所提倡的“恕道”是相同的意思。
1958年12月26日，胡适和胡颂平讨论孔子说的“耳顺”是什么意思？胡适说：“从来经师对耳顺的解释都不十分确切。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还是这个意思比较接近。”。
1961年1月17日，下午4时，冯炳奎、杨一峰向胡适请教“仁”字的问题，先生说：孔子对他学生有浅的说法，也有深的说法，如对樊迟，资质差一点的，他就说“仁”是“爱人”；对颜回，天分很高的，另有一种说法。如“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个“仁”字是说人类的尊严。“仁以为己任”的“仁”字，可以说是代表真理。
1961年12月4日。胡适对当年曾说过“打孔家店”的话是追悔莫及的，他对胡颂平辩解说：“我在《吴虞文录》序文里说吴虞在四川只手打孔家店，并不是我去打倒孔家店。”
1962年1月27日，胡适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但是到了后来，人们走错了路子，缠小脚、八股文、骈文，都是走错了路。”胡适说这些话后不到一个月就辞世了，所以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胡适的遗言。
胡适少年时尊儒学孔，成年后一度非儒反孔，到了晚年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几乎言必称孔。但少年是被动地学习儒学，而晚年的胡适经历了曲折的人生道路，经历了中西文化的比较，他理性地皈依了儒学，把孔子称为圣人和老祖宗，这是至高无上的称谓。胡适是中国20世纪第一流的学者之一，说他是一代宗师并非过誉之词。他对儒学的皈依，说明儒学中虽有糟粕，但其精华的部分，特别是以“仁”的范畴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无可比肩的强大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