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家人对于李昌奎的判决不满
李昌奎强奸少女，杀死受害人及其3岁的弟弟。此案二审改判死缓后，引得网上“喊杀声”一片。云南高院解释称，改判主要基于司法界提倡的“少杀”、“慎杀”理念。目前，该案已展开重审工作。
当下，网络呼声与司法判决不一致的案例越来越成为舆论焦点，逼迫原本应当超然中立的法院也不得不出面解释。这并不是正常现象，因为法院的判决书就应当包含了判案的全部理由，判决之外不应还有另外的解释，否则就会出现台前和幕后两套规则判案的情况，判决书就难以服人。相反，舆论呼声与司法判决不一致，却是一种正常现象。原因在于，民众判断案件的依据是朴素情感和共同认识，法院判案则是专业判断，就像老吏断案，极重细节和证据，尤其是量刑环节。
公众舆论与司法判决冲突的案子最轰动的要数辛普森案和最近的“凯西杀女案”，公众普遍认为他们杀了人，罪孽深重，却都因证据问题，两人被宣告无罪。虽然公众不满，最终大家还是接受了判决，并没有太多非议。原因是背后有一套法院审判的保护机制在发挥作用，这套机制有时被称为“程序正义”——案件经过法定程序审理后，法院做出的专业判断哪怕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也是正义的。所以，法院只要严格依照实体和程序法判案就能够自保，而不用顾及其他。
有观点认为此案引起公众认知和司法判决的冲突，主要因为法律界定不清：一边是杀人强奸两个死罪，一边是自首认罪态度好两个从轻、减轻情节，法律没有明确界定，死与不死成了模糊地带。可见，这起案件究竟是死刑还是死缓，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仍有探讨空间，草率行事也许并不明智。云南省高院已开展再审的前期工作，似乎也是为此案最终定论预留伏笔。
此外，公众对云南高院改判死缓的两条额外理由，仍有进一步商榷的价值。
第一条理由是二审改判主要基于慎杀少杀理念和刑事政策。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的解释是，现在法院判决死刑首先考虑的是案件性质。如故意杀人案，通常分两大类：一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这类犯罪针对不特定的对象，社会危害性极大；一类是民间矛盾、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这类案件针对特定对象，事出有因，社会危害性比第一类案件小。目前，“慎杀少杀”已是司法界共识，但其具体含义似乎并未明了。实际上，慎杀少杀的核心内涵在于对证据不足、有瑕疵的，有疑点的案件“疑罪从无”。但实践中，司法部门似乎将慎杀少杀的理念演变成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一类杀人判死刑，一类不判死刑。这与以往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非常相似。问题在于，一旦定性错误，容易一刀切，杀不杀都不公平。所以，更好的选择还是应回归法律本身，依法判案，而不是依政策判案。
云南高院的第二条理由是，二审改判是审判委员会集体意见。虽然审委会定案符合法律规定，但这一点却因最了解案情的审案者不能定案、相对不了解案情的领导却能定案而广受诟病，因此这条理由并不能成为判决公正的依据。由此延伸，法院成立一个小组审查法院领导层决定的案件，其客观公正也是很难保障的。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对李昌奎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都应该在法律范围内，而且不应当干扰法院的公正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