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决策层近期有关“通胀已经得到控制”或“控制通胀的政策已经起作用”，但“4%控制线已经难以实现，要上调”的表述，透露出CPI不会再连创新高但也不会大幅度回落；新的、潜在的多重通胀因素正在得到重视；政策进一步紧缩的空间已不大但短期内仍然未到放松拐点这样几层含义。总体上，全年通胀格局“前高后平”可能性大增，此时此刻，我们应更多地看到通胀背后的全球性、长期性问题，立足于更多运用财税手段共同推进通胀治理。
认识通胀的全球性，是指美国的政策在左右全球的通胀形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更多扮演了“通胀接受者”角色。纵观国际市场近3年的表现，通胀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越南（60.7%）、俄罗斯（50%）、印度（43.3%）、巴西（20.9%）、英国（12%）、美国（8.1%）、欧元区（7.9%）。相形之下，以当前的对外依存度，我国的通胀还不算严重。而随着5月美国通胀率突破2007年10月金融危机初发期3.5%的临界高位，在QE2结束之后，美联储尚未表态是否推出QE3，美元指数止跌回升，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世界各国终于长出一口气，开始憧憬通胀“见顶回落”。但这只是美国暂时性地站在了对抗通胀的这一边，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位居上游，掌握新技术和创意，只因把工厂放到海外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便造成了标普500成份股公司业绩的大幅上涨与国内失业率高企并存的局面。考虑到美国大选临近，这种局面难以长期维系，估计美联储的货币闸口仍将再度放开。届时，“输入型通胀”将会再度来袭。
眼下，促使国内通胀长期持续的因素正在增多。长期高速货币发行导致目前累积的流动性存量较大，大量流动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收回。同时，大量周期长、规模大的中长期项目对后续资金的需求必然会对信贷投放规模的压缩形成较大阻力，因而造成较大的信贷投放惯性。过去十年，全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500%，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直接提高了商业地产的租金价格，增加了经营成本，最终体现在产品价格上；居住成本的上升还带动了工资上涨要求；另外，中国银行信贷90%以人民币资产作为抵押品发放，资产价格上涨意味着信贷条件实质性放松。2003年至2009年，我国农民工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速，全国性工资薪酬上涨变得异常刚性。由于商业运营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环境的恶化，不少民营资本将产业资本变成投向房地产、大宗商品市场或直接逐利型高息放贷那样的金融资本，而没有如社会所期待的那样放弃低附加价值产业、走向高端的结构调整，遂使房价泡沫日渐积累，同时，某些生活基本必需品也陷入了被轮番炒作的漩涡。
理解了这轮通胀的全球性和长期性特征，也就基本可以判断，仅凭借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控不足以应对，必须谋求其他政策工具的同步使用。比如，取缔各项不合理税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测算，“过路过桥费”在商品价格中的占比大约为4%至10%，这种传导在农副产品上的表现尤甚，比例也会更高，为控制通胀，必须彻底清理这些收费，降低流通成本。又比如，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企的生产成本，继续鼓励民营资本从事擅长的实业，让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增加供给。还有，降低居民税收负担，以期将当期投资和消费转变为未来的支出，将资金暂时沉淀下来，有效减轻流动性对当前物价的冲击。再有，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资源配置功能，去吸收大量存在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产业资本，然后配置到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实业投资项目上。目前，我国已有足够财力采取这些措施，应抓住机遇在改善实体经济运行环境，引导产业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舞台，从而遏制投机炒作之风，有效增加供给，做好对抗全球性、长期性通胀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