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中以145票赞成、1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该法将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从起草到现在23年了，终于出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学专家姜明安告诉记者，1988年，他参与了国务院法制局启动的“行政强制执行条例”起草工作，这可看做该法最早的起草时间。
基本实现立法初衷
2005年12月24日，行政强制法草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初审，这次起草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初衷是针对行政执法中的“乱、滥、软”。在这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作专题讲座时指出，实践中，存在乱设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的“乱”象，还存在行政机关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等“软”的现象，“因此，制定行政强制法，既要治‘乱’和‘滥’，也要治‘软’。”
那么，行政强制法，是否实现了“治乱、治滥、治软”的初衷？姜明安说“大体上实现了。”治“乱”方面，行政强制法完善了行政强制设定权，以后不会再有随意设定行政强制的红头文件或规章；治“滥”方面，该法确立的“行政强制实施程序”，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是“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且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实施时必须“当场告知”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等。
对行政强制制度的“软”，一些城管执法人员最有体会。济南市的丁先生曾经对媒体表示“最怕查露天烧烤摊”。一次，他和100多名同事突击检查时被200多人围在中间，“这些摊主都懂法，不打我们，只是辱骂我们，一些老人、妇女朝着我们乱抓乱挠、吐口水。我们不能还手，否则会被看成欺负弱势群体、暴力执法。最后，我被吐得满脸唾沫，恶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有了行政强制法后，这种‘软’的现象会有所改变。”在姜明安看来，该法第十七条规定，依据行政处罚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如城管、文化执法大队等）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便是“赋予其执法手段”的体现。
姜明安一再表示，不必担心城管执法权过大，因为行政强制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这个法的性质主要是一部“控权法”，而不是“授权法”。
强制设定权必须由法律设定
一段时期以来，国家每通过一项法律、行政法规，各地相关部门就增加一支执法队伍，形成了七八顶“大盖帽”去管一顶“破草帽”（行政相对人）的局面。而“多头”执法的根源，是行政强制措施的多方设定。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行政强制设定“比较乱”，除了法律之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对此作出了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该如何配置？让法律统一设定，还是也允许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分设定？给后两者的“口子”应该开多大？
历次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都高度关注设定权问题，委员们的主张大致分为三类：
——法律统一设定，不“开口子”。四审时，吕薇、李重庵等委员依然建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行政强制的设定，坚持行政强制法定原则，尽量由法律统一设定行政强制。二审时，郑功成等委员提出，授予地方设定权容易造成行政措施被滥用，不赞同地方性法规有设定行政强制的权力。
——由法律统一设定，但在法律尚未设定时，可以只给行政法规“开口子”。三审时，朱启委员认为，行政强制权的设定应该收归中央一级，法律覆盖不到的，可以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设定，不应该下放到地方。
——法律未设定时，可以向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开口子”，但要严格限制。持该观点的委员较多，这也是草案稿贯穿始终的意见。
表决稿确认了第三种主张，即“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以及应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如进入公民住宅）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
为了加强对设定权的监督，表决稿规定：拟设定强制的起草单位应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听取意见；设定机关应定期对所设强制进行评价，对不适当的强制及时修改或废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强制的设定、实施提出意见建议，有关机关应当研究论证并反馈。
强制拆迁由政府执行
对于拆迁，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被学界称为“非诉行政强制执行”。草案四审稿也规定：“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人民法院执行。”
然而，实践中，此类强制执行，尤其是其中涉及土地、房屋等强制执行的难度日益增大。2007年，各级法院受理此类执行案件超过24万件，而同期行政诉讼案件只有10万件左右，给法院执行带来不小压力。一位基层执行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实施强制拆迁，有损司法形象。”
姜明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强拆，相对人可以到法院告；但法院如果违法强拆，相对人到哪里去告？强拆裁决是司法行为，实施强拆实质上是一个行政行为，法院实施的强拆，如果不能“裁执分离”，同样会导致侵权和腐败，理想的方案是“法院裁决，行政机关实施，法院对实施行为监督”。
“考虑到这种执行方式尚在改革探索，草案对具体执行方式可不作规定，为法院探索改革执行方式留出空间。”6月27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表示，四审稿中删除了由法院执行强制措施的规定。这一条在最终的表决稿中，也没有出现。
然而，今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规定，强制搬迁，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政府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可据此执行强拆。行政强制法生效后是否意味着，执行强拆的主体不一定是法院？“是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姜明安表示，行政强制法的法律效力优于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此外，对于“拆违（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行为，行政强制法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拆。姜明安认为：“这增加了当事人的救济程序，当事人对‘违建’的认定和‘拆违’有异议时，有权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五审时，汪光焘委员建议在行政强制法通过后，最高法与国务院加强沟通协调，逐步解决“谁来执行”的问题。关于城管执法，姜明安认为“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中的“有关”太笼统，还需制定行政法规，具体规范城管、文化执法大队等部门可以适用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
这次通过的新行政强制法，法名叫“行政强制”，实际上和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一样，并不是要强化行政权，而是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制度来限制、规范、约束权力的行使，所以准确地说是行政强制规范法。这也是对依法行使行政权的一个保障。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