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遇到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前CEO。陆克文说自己1980年代末曾应聘过该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职位。对方大笑：“你会让澳洲变得更好，可戴坚定（Clinton Dines）让必和必拓变得更好。你应该主政国家，而我们还是需要戴坚定。”
前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戴坚定
戴坚定喜欢这个段子，蓝眼笑得眯成细线。1988年，他击败了陆克文和其他140多个竞争者，成为必和必拓中国区首席代表。之后21年，他“坚定”地为必和必拓在中国开疆拓土。此间他的直接上司换了17个，包括多位全球CEO。他是必和必拓第一任也是迄今最后一任中国区总裁——2009年他辞职后，必和必拓全球区域架构大调整，取消了该职位。
2011年，戴坚定成为昆蓬亚洲基金执行主席，这是他到中国的第32个年头。对“中国通”这个词有更深刻理解。“‘中国通’不是什么都知道，而是知道自己对中国永远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眨了下眼睛，“我对中国仍然充满好奇。”
他和那些谨慎严肃、说话滴水不漏的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完全不同，眉毛都会说话，坦率而轻松，中文流利但含糊，偶尔还会蹦出一句“他妈的”。他对外国人在中国如何做生意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有人觉得最重要的概念是‘关系’，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概念是‘想个办法’。这是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不管怎么样，总能‘想个办法’。”
必和必拓需要戴坚定这样灵活而有耐力的战士。他在任期内，经历了铁矿石从廉价的大宗商品成为昂贵而敏感战略资源的全过程，每天要面对中方合作伙伴的牢骚和指责，一转身又要不厌其烦地去向总部解释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I'm土包子。”戴坚定说。
他出生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个火车司机。1976年，他进入格里菲斯大学学习东亚经济，当时在澳大利亚学术界中国是个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圣地。某次政治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是试论某人“是新世纪领袖还是另一个皇帝？”戴坚定毫不犹豫地写上“皇帝”，结果他的成绩是C-。“这是个很好的教育，它告诉我所有事情都要考虑当下的环境，从此我变得很务实。”“务实”是他后来在中国冒险的总纲。
1979年2月，20岁的戴坚定作为交换留学生来到南京师范大学。他记得南京人饥饿并且充满恐惧。来中国之前，他以为自己是穷人，现在他终于看到了真正的贫穷和匮乏。
“人们都特别瘦，没有肚子，皮带捆了几圈，到腰后的位置。”戴坚定站起来，勒起皮带做示范。他倒觉得这是个乐观的暗示：如果一个人的皮带这么长而不剪短，说明他相信总有一天自己的肚子会变大。
这是个嗅觉敏感的家伙，他闻出了萌芽破土的味道。来校四个月后，有一天他发现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神秘耳语，原来南京有了第一个“自由市场”，于是他也去瞧新鲜，结果大失所望，所谓的“市场”，就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蹲着五六个农民，面前是几棵白菜、一筐鸡蛋、两块猪肉，同伴问价格为什么这么贵，戴低声说：不要票！又过了一个月，他再去看，那里已经有上千人在卖各种东西。他觉得，中国改革真的开始了。
在南京待了一年半，他学业结束，必须离开，可戴坚定觉得中国有趣极了，他想继续留下来。他发现，虽然旧体制非常强大，看起来铁板一块，但实际每个人都能够找到绕过去的方案，“想个办法。”“大部分老外在中国呆很短时间就离开了，他们受不了中国强烈的文化特性，一直撞，一直撞。”戴坚定没有读过《道德经》，但深得其中三昧，“你应该学习中国性格中‘水’的一面，懂得顺势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