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事件激起了一池涟漪：支付宝资产在关键股东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被转移，此事暴露出“VIE结构”的风险问题。
VIE结构是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比较普遍采取的结构。这种结构下，往往会成立一家内资公司以获得经营许可，然后会用合约方式控制这家内资公司的收益，并将其输出到海外注册的主体。
国家相关部门对VIE结构采取默许的态度，这是企业大量采取这种架构而能海外上市的政策基础。支付宝就曾经采取了这一架构。大量海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亦是如此。
支付宝事件的真相外界仍然难以获知，夹杂在诸种利益之间，马云也作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非曲直各有论说，作为阿里巴巴的股东方之一的软银投资集团，在投资阿里巴巴多年后，早已大赚，本是投资人与企业良好合作的范本。
支付牌照发放之前，孙正义一直扮演“不表态”的角色，而获得牌照后，孙正义对公众的唯一回应是，在马云坚持不采取协议控制前，孙正义不会参与有关支付宝补偿问题的谈判。
记者联系了近十位国内从事股权投资的人士，尽管对该事件实情未能完全掌握，但他们无一不谈及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他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如果我是投资人，我也会很愤怒。”
对支付宝事件目前依旧难以有完全客观和公允的评述。站在投资人角度，防范投资企业的企业家出现道德风险一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当然，任何一笔投资发生时，投资人都会告诉外界：基于对企业管理人的信任是他们做出投资决策的前提。
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对契约的信仰和尊敬是超过朋友之间的信任的，所以在PE/VC入股谈判时投资条款都会非常较真，而在正式的投资意向前，一次正式细致的尽职调查将对风险控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投资人都会抱着不相信一切的态度将企业的各个角落了解透彻，细致的程度远非银行放贷时的审核所能及。调查的对象除了内部人外，还会去访谈竞争对手，通过一切手段去扒企业或企业家的隐私。在投资圈中“离婚门”事件爆出多次后，有的投资人也会公开或私下询问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的个人生活状况。
国内一家投资机构负责人称，投资圈本身不大，相互之间推荐项目也很常见，由于项目多人员少等问题，往往很多机构凭借对推荐方的信任就不再做独立的尽职调查，采信推荐方的尽职调查内容，风险控制也自然未能掌控在自己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