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的制药产业格局来看,欧美和日本的大型原研药企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全球性仿制药企业处于整个医药产业链的中段,而中国制药企业在全球分工中相对处于低端,向欧美、日本和印度制药企业提供原料药。
研发驱动模式下的制药企业,包括辉瑞、诺华、阿斯利康等,其公司成本构成中,研发和营销成本占据大头,平均分别为15%以上和30%以上,生产成本仅占10%-15%,其余为不确定的风险成本。
全球仿制药企业的盈利模式则主要以通用名药物的规模生产销售为主,典型代表就是以色列的梯瓦公司,以及瑞士诺华旗下的山德士制药。
而第三种制造模式的典型代表正是中国。中国可生产1500多种化学原料药,产能达200多万吨,约占全球产量的1/5以上。
目前,全球医药产业格局正发生变化,为降低成本,全球医药的生产和研发开始向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然而,在我国原料药工业高速发展过程中,不少企业都存在原材料投入量大、产出比低、环境污染严重,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规模上的快速上升。这与原料药生产的固有特性分不开:原料药生产往往有十几步反应,使用原材料种类高达三四十种,从而产生大量的“三废”,废物成分复杂,污染危害严重。
研发模式以及制剂模式的药企,对于环保的设计具有前瞻性。一位外企人士告诉记者,这两类制药企业在环保上已不是在考虑如何减少排污,而是将“低碳化管理”的理念融入整个公司管理范围。此外,这两类制药企业相对具有话语权,而中国原料药企业和制剂企业因产业集中度低而容易陷入价格厮杀。
显然,我国作为在全球制药产业链条上原料药和仿制药生产大国,要根本解决制药工业的污染问题,除了不断提高制药业环保标准,还要谋求转型升级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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