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高度参与税改的风口浪尖，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近日发布《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再次对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发出了“过高”信号。
此前，包括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咨询公司等都公布过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由于选择的测算口径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报告》指出，按照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类政府收入的全口径计算，中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大多数中上等收入国家。
据中央财经大学一名税务专家介绍，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曾将降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作为改革的目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在1994年达到最低点，而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比进入持续高增长期，现在已经接近1978年的水平。
“这不禁让人产生国家的资源配置格局出现‘体制复归’的担心。”上述专家表示。
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此前亦撰文指出，在经过十几年的财政收入比重提升后，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审视资源配置格局，并重新评估宏观税负目标取向的时候了。
非税收入拉高宏观税负
据社科院财贸所财政室研究员汪德华介绍，计算宏观税负的口径至少有四个，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小口径）、税收收入加社会保障费收入占GDP比重（小口径）、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加社会保障缴费收入占GDP比重（中口径）、全口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大口径）。
按照最小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完成税收77390亿元，占同期GDP比重19.4%，比2007年的17.8%上升近1.5个百分点。
对比经合组织（OECD）21个国家2007年同样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平均比重为26.9%，则中国的税收占比低于国际水平。财政部亦主要按照这个标准解释“中国的宏观税负实际偏低”。
而按照小口径计算的税负水平则更低，2007年，上述OECD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占GDP比重由1965年的5.4%上升到了10.1%，而人社部公布的中国2008年五项社保基金占GDP比重仅为3.9%。
“社保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是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对此汪德华解释。
抬高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的“功臣”是各种明目繁多的非税收入——各种预算中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等。
《2011年预算报告》中显示，中国2010年各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五项社保金收入共计54987亿元，占当年GDP比重13.8%。
宏观税负水平过高
对比之下2007年26个OECD国家非税收入占GDP比重的加权平均值仅为5.4%。
上述政府性基金中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有15644亿元用于征地、拆迁补偿以及补助征地农民支出，除去这一块的才为政府净收入，再加上公共预算收入的83080亿元等，2010年全口径政府收入为122423亿元，占GDP比重30.7%。
汪德华表示，我国目前总体宏观税负水平与韩国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基本相当，但韩国2010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为2.0759万美元，中国2010年人均GDP水平约为4500美元，考虑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差异，中国目前的总体宏观税负水平并不低。
税收高增长的制度因素
除了非税收入，近年来税收收入的高增长，也存在制度性因素。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税务专家介绍，国内现行税制在其诞生时就预留了很大的“征管空间”。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保证既定税收目标的实现，在税制的设计上留有余地，从而使得法定税负和实际税负在1994年税改时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表示，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其实就是在缩小这个差距，“依靠税务机关不断加强征收，税收同时从经济增长和征管空间中获得增长的动力”。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报告》亦指出，目前宏观税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福利和税收的不匹配，财政支出对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支出的比重对比国际水平仍有差距，从而造成纳税人对税负水平的观感产生了偏差。
根据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中国目前全口径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占GDP比重约为10.6%，而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这个比重应达到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准，即至少还需要提升3个百分点。
此外，也有财政专家亦指出，需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的比重，有利于直接惠及纳税人。
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马珺认为，政府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范围过广，而政府应当承担的再分配功能受到了挤压，转移性支出处于较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