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笔“经济账”在文坛里掀起波澜。在《上海文学》和《收获》两份文学期刊获得上海政府资助拉开提高稿酬的序幕后，文学期刊巨头《人民文学》随后跟进，广东杂志《作品》也已向有关部门提交“涨酬”方案。
不出所料，此举受到作家方一边倒的热烈欢迎。然而提高稿费能否促进纯文学创作的再次繁荣，或者更直白地说，单凭稿费能否让作家从此高枕无忧，文学界普遍认为“养不起”；而对于除几大巨头外的大部分文学期刊而言，缺乏资助来源的它们也纷纷表示“涨不起”。
去年十月，上海作家协会旗下的《收获》、《上海文学》两刊物宣布，因获得上海市文化专项资金的扶持，其稿费将大幅度提高。自此，维持二十多年不变的稿费标准被“破冰”。
《收获》：政府资助了却提酬心愿
据了解，因得到上海市文化专项资金的扶持，《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每年可得资助合计为200万元，首期拨款年限为三年。《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收获》此前的稿酬标准是千字80-100元，新稿费最低标准是原来的两倍；优秀稿件的稿费则按质量从优支付，最高可达五倍。新标准已从去年最后一期开始执行。
“低稿酬远远不能体现作家劳动创作的价值。”程永新举例说，传记作家李辉给《收获》写了一年的“封面中国”专栏，即关注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的故事，内容涉及很多历史背景，要去图书馆翻阅大量资料，若是英文的还要进行翻译，付出的劳动成本与所得稿酬不相适应。他们一直想提高稿酬标准，但《收获》没有国家拨款，完全靠自负盈亏，仅凭刊物的发行收入来提高稿酬，几乎是不可能。“所以这次靠政府帮助，既了了我们的心愿，也体现了对作家劳动的尊重。”
据程永新透露，去年《收获》于第６期发表的６０多封巴金与曹禺的通信，多为展现两位文学巨匠的第一手资料，因其难得而获得了最高稿酬。今年，作者李辉再次把目光投向上世纪的文化老人，新辟专栏“绝响谁听”，他将享受到原来四倍的稿酬。
程永新说，作家的创作固然不是冲着稿费，但高稿费的确能给作家带来实际收益。比如一位非畅销作家创作一部15万字的作品，按出版业现状顶多能发行一万册，版税也就几千元；但如今若放在《收获》上发表，稿费将远远超过版税。“提高稿费以后，我们的来稿明显增多，这将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
《上海文学》：提酬让编辑部约稿更有底气
《上海文学》老编辑徐大隆说，《收获》和《上海文学》是上海文化地标式刊物，拨款提高稿费，表现了上海文化部门对纯文学刊物的扶持，相信能够促使作家以更大热情投入创作。
据徐大隆介绍，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社长赵丽宏近年一直在呼吁提高文学刊物稿费标准，因为此前的稿费标准已实行二十年，明显偏低。
自提高稿费后，《上海文学》编辑部对外约稿时也自觉有了底气，不仅来稿大大增多，其中还不乏名家大家。对此徐大隆自信地说：“一样的劳动，稿费至少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且又是名牌刊物，岂有不乐意者。”另外近年来，作家群体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热情明显高于中短篇小说，“我们的高稿费向短稿倾斜，这将更有利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
徐大隆表示，《上海文学》原来的稿费在全国还不算最低，西部地区不少刊物至今还停留在千字30-40元。“借着上海调高稿费的东风，我相信全国其他地区对于文学的资助必定会大大增强，这样才能促进良性循环。”
继《收获》和《上海文学》开创先河后，去年底，不甘示弱的《人民文学》也提高了自家稿费。近日，广东杂志《作品》也已向政府有关部门提高稿费方案。
自去底，《人民文学》稿费从千字100-200元提高到千字200-500元。谈及原因，《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邱华栋说：“目前文学期刊的稿费普遍实在太低了，我们认为这对作家的劳动不够尊重。在上海《收获》杂志提高稿费后，我们也跟进，我想这利于形成一种示范效应。”
邱华栋认为，增加作者稿费主要在于增加作家创作信心，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劳动被尊重以及被认可。“稿酬的提高尊重了作家劳动，自然有助于纯文学刊物的发展，也毫无疑问会有效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
“现在物价上涨，可作者的稿费还停留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非常不合理，因此提高稿费可以说是必然必行。”《花城》主编田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涨稿费提高作品数量而非质量
至于稿费上涨能否调动作家的积极性，邱华栋则告诉记者，对于原本来稿量就很大的《人民文学》来说，绝大多数作家对此并不是很在意。“我们跟很多作家谈过稿费的问题，他们都说，按照杂志社标准给就可以了。”邱华栋说，目前并没有出现作品质量随着稿费增长明显提高的现象，“文学创作不同于文化产业，主要还是精神方面的活动。”
对此田瑛表示赞同：“提高稿费可能促进作品数量的增加，但是在提高质量上我表示存疑。不过之前很难靠稿费养活自己的业余作家而言，稿费的提高可能会坚定他们写作之路。”
随着稿费的提高，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田瑛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些纯粹为赚稿费而生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对此邱华栋也认为，“现在有很多写手一天写一两万字，但很多都是垃圾，不叫文学作品。我接触过很多好作家，他们则是真心希望写出优秀经典作品以流芳百世，反而不会太在意稿费。”
作家反应：增加稿费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三十年前，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莫言发表了两章短篇小说，共得稿费144元，若是知名作家，则每篇可得300元稿费，而当时一名普通干部的月工资为52元。三十年后，干部的平均工资已涨为上千上万元，但普通作家的稿费却还是千字百元以下。近日，作家叶开在博客撰文算着这笔“旧账”说：“从猪肉价格的层面上来讲，文学稿酬已经贬值了120倍。”
而今三十年过去了，稿费终于涨了。对此，作家群落自然是一片叫好声，不过背后的原委却不径相同。
稿费是作家价值的最直观体现
刚入选“岭南文学新实力广东十位青年作家”、曾获老舍散文奖的深圳本土作家秦锦屏说：“提升稿费对于作家来说很重要，如今物价飞涨，稿费也应该和其他标准一起成长。”深圳市作协副主席丁力也激动地说：“虽然文学有着更高层次的意义，但稿费是作家价值的最直观体现。”
“现在的作家根本养不活自己。”从打工文学起步的深圳作家萧相风说，“以写字谋生，只有三类作家有可能，一是少数畅销书作家，一是体制内作家，一是走市场的类型文学作家。”虽然这两年频频斩获各类全国性文学大奖，但萧相风仍旧没有把自己当成专业作家，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工厂里工作。
去年，萧相风的长篇小说《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获得“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的非虚构类文学金奖，并选载于《人民文学》之上。“一共刊载了5万字，得到4900元，千字还不够百元。”萧相风说。然而尽管如此，萧相风等作家还是想方设法坚守文学阵地。“因为作家始终不会将稿费作为写作的动力，写作仍然是精神需求。”秦锦屏说。
稿费最大问题在于扣税
上世纪80年代，作家曾是时代的焦点。“五六十年代中国还在忙着脱盲，到了80年代，随着全民文化素质提高，目光都投向了文学。”秦锦屏说，“当时的作家背负着反映时代的使命以及通过文字来安妥社会的功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焦点发生了变化。“电视和网络出现，市场经济日渐发达崛起，作家不再是全民崇拜的偶像，纸质媒体也不再是消费的重头戏。在上世纪80年代，一种刊物动辄印量20万份，而现在才一两万份，差距很大。”秦锦屏说。
随着多媒体的兴起，作家也变得越来越平民化。叶开就认为，如今崛起的“青年文字工作者”完全无法与上世纪80年代那一拨前辈相比，因而导致作家群落良莠不齐，致使全国稿费平均水平偏低。对于这一点，萧相风极不赞同：“作家多与稿费低没什么关系，全民写作是大趋势，如今提出增长稿费关键是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除稿费外，丁力还提出了新的忧虑。“目前作家最大的问题在于税收。最近我的小说《房东》被刊载在《中篇小说选刊》上，一共才1000元稿费，就被扣了100多元的税。我每年写书光版税就要扣掉几万。”丁力激动地说，“更何况作家不是每个月都能写一本，有的作家可能两年才写一本。平均下来，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如农民工呢。所以我觉得，既然国家开始重视文化产业，就应该尊重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