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7日，广东代表团正在分组审议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分处不同小组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发言中不约而同的表达了“十二五”规划给其带来的感动。“用整个一篇来谈粤港澳合作、谈广东省的事情，这是以前的五年规划从来没有的事情。”黄华华的话解释了二人感动的缘由。
“十二五”规划第十四篇第三节围绕如何深化粤港澳合作展开，核心内容是“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落实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强调要“支持广东在对港澳服务业开放中先行先试，并逐步将先行先试措施拓展到其他地区”。
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个国家级开发区是肩负这一使命的重要载体，从珠三角经济格局来看，前海的地位有别于后两者，尤其是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十二五”规划对深圳前海有清晰的定位：“到2020年建成亚太地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把前海打造成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长许勤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从现代服务业发展角度看，把前海比作三十年前的蛇口并不为过，前海应该成为未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先行区。
那么前海能否担负起为中国现代服务业探路的重任？这一路上又会遇到哪些艰难险阻？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先行区
前海开发区的全称是“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其选择我国当前最薄弱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主业态。如深圳市长许勤所言，“前海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先行区”。前海探路者的角色并不是自封的，而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
“十二五”规划用了一整篇的内容谈“如何营造环境，推动服务业大发展”，指出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两会期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一个热点主题，仅民革、民建等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邢元敏、李钺峰等委员围绕这一主题就提出了41件相关提案。
现代服务业是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而发展起来的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具有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高等特征，来自民革中央的全国政协委员何丕洁指出，“现代服务业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当前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非常滞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43.4%（发达国家的平均比重为70%），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更低，而最能代表现代服务业发展并能够对产业结构调整起到有效推动作用的产业更是滞后。用前海管理局经营发展处处长王锦侠的话说，“现代服务业这篇大文章在中国只是点题远远没有破题。”
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前海合作区有特殊的意义，“前海就是要探索现代服务业的破题之路”。根据刚刚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草案）》，前海合作区是经国家批准的相对独立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特定区域，前海合作区应当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创新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业。
从定位来说，“前海合作区应当承担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引领区的功能，建设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把现代服务业国际化的一些东西引进来，把香港好的经验引进来，以及我们现代服务业能够利用前海发展走出去等方面，前海将会起到重要作用。”许勤向记者表示。
前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先天的优势，前海合作区是深圳与香港共同开发合作，而香港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已经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自身的条件在发展服务业方面也有很多优势。首先，深圳自身工业经济发达，内在要求现代服务业的跟进；其次，深圳的金融业仅次于上海、北京，拥有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和创业板，而且深圳的风险投资非常发达，全国接近一半的风投来自深圳；再次，深圳物流业也相当发达，深圳有全国第四大机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
此外在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方面，前海也有重大有利条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七个粤港澳合作重大项目，交通方面的四个项目中有三个都是以深圳为中心，分别是广深港客运专线、港深西部快速轨道线和莲塘/香园围口岸。
与诸多有利因素相比，前海开发建设的阻碍只有一个，但是这一个阻碍却是致命的，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传统工业经济状态积累下的体制束缚，这也是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面临的最大阻力。研究表明，传统工业经济状态积累下来的分头管理、多重管制以及过度管制的政策框架对服务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定位于现代服务产业的前海合作区天然地存在突破现有体制限制的内生需求。
前海是国家级开发区，国家确定在非金融类产业项目的审批管理上，赋予前海管理机构相当于计划单列市的管理权限，同时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发展司司长范恒山也曾公开表示，“前海所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区，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义的试验区”，暗示前海在打破体制机制方面会享有一些特权。前海条例草案也确定了其系统参考香港经验，引入了法定机构、廉政公署等机制。
深港合作 互利与挑战共存
除了现代服务业的特色外，前海合作区的另一个特色是深港合作。2010年12月20日，范恒山一行到香港举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说明会，只能容纳300人的会场被围个水泄不通，这说明香港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对前海的兴趣浓厚。
但是今年两会期间，记者在与部分香港方委员、代表交流中发现，他们对前海存在一种担忧：“香港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如果前海也变成金融中心，会不会给香港带来竞争？”其实早在去年年底，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率香港政府和工商界代表团考察前海时就有记者问唐英年，前海发展现代服务业会不会对香港造成冲击？唐英年当时的回答是：“前海的开发不会对香港企业形成冲击。相反，前海的开发与建设，将给香港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记者就此事专门采访了深圳市市长许勤，许勤表示，“前海是两地共同合作，将形成互补共赢的格局。”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也表示，“前海对香港的发展肯定有利益，没有利益不会有合作。”
在前海规划的说明会上，唐英年指出，“香港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我们的服务业也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腹地”，前海无疑是最理想的腹地，尽管《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早在2003年已经签署，但是CEPA项下很多大门是打开了，“小门”却依然关闭，而前海合作区正是对CEPA的深化，其目标不光是要开启CEPA项下关闭的“小门”，还要开放在CEPA项下没有开放的其他“大门”。
前海管理局经营发展处处长王锦侠向记者介绍，借助前海，珠三角地区完全向香港开放。在前海注册的香港企业，可以在珠三角范围提供服务，与CEPA相比，进入的门槛会降低，程序也会简化。此外在前海注册的企业以及前海引进的高端人才都会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企业的税收优惠最高可达15%，个税可达20%。
“深港在现代服务业上有突出的互补性，深圳工业经济实力雄厚且需要转型升级，而香港现代服务业发达，需要拓展后方市场，”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看来，深港两地在前海的合作是一拍即合。为推进前海合作区的开发，香港和深圳在2009年成立了前海政策研究联合工作小组，加强沟通联系。
尽管互利是主旋律，但是香港方的担忧也非无中生有。钟坚向记者表示，深圳是一个独立经济体，不是只围绕香港转的附属品，前海发展也是以深圳为主，深圳肯定不会只满足于成为香港的大后方，比如前海的目标就是珠三角的曼哈顿，它的向往也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如果香港不加快转移升级的话，像新加坡那样搞智能型服务业，未来香港会很麻烦。
“深圳未来是要把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赶超的目标。”在钟坚看来，深圳在未来在经济超越香港是毫无疑问的。建市以前，深圳经济总量只有香港的千分之三，现在已经达到了香港的56%，从税收来讲深圳的税收总额更是达到香港的3/4。钟坚判断，再过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深圳在经济总量上会超过香港。
前海就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南科大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是个焦点，是被敬仰者，也是被同情者。
两年前，卸任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以63岁高龄出任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的理想是建一所与千校一面的大学不一样的创新研究型大学，筹建中的南科大提出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理念。像鲶鱼一样搅动了中国教育深潭的南科大迟迟未获教育部的招生批复，朱清时擅自拍板：自主招生、自授文凭。
在迎来掌声的同时，朱清时也将自己推入了雷区。接下这个任务，朱清时就知道很困难，做了才知道更困难，难在作为一座承载着改革实验任务的高校，南科大的理念与国家现有教育制度存在摩擦碰撞。
前海就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南科大。不同的是，前海这个实验基地的盘子更大，风险也更大。按照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发展司司长范恒山的公开说法，“前海所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区，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义的试验区；前海所要进行的试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试验，而是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试验。”
一方面，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内生性要求突破工业经济积累下来的分头管理、多重管制以及过度管制的机制束缚；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体制惯性、利益惯性让放权成为极度困难的事情。
前海要想有所突破，必须有国家层面赋予的“特权”。尽管有范恒山公开表达的“具有改革探索意义的试验区”的高定位，但是这个高定位并没有出现在“十二五”规划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对前海获得“特权”并不乐观：“工业经济可以放得很开，但是现代服务业很难。”
现代金融业仍然是中央统管，这点前海也没有特殊性，国家赋予前海计划单列市的特权仅仅在非金融产业上；现代文化产业是国家垄断，比如新闻媒体，私人不能办，前海规划确定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引导新媒体、新业态在前海的集聚发展，前提是“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钟坚对前海在体制上的创新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前海在体制上突破很难，只能在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以及具体的业务产品上有所突破。钟坚的悲观有一定的理由，南科大就是一个例子，追求教育体制改革的南科大并不是朱清时的个人梦想，而是承载深圳市的追求，也得到深圳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可是在碰到体制问题时，依然无能为力。
“现在的改革涉及国家上层建筑，软件方面的东西推动起来很难，越推政治风险越大。”钟坚认为，“未来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是改不动的。”
“当然改总比不改好，前海还要在发展中寻找机会。”钟坚补充道。
前海能否成为下一个蛇口，关键要看前海有没有南科大的勇气。南科大的朱清时在没有获得教育部招生“准生证”的情势下，可以平静的说我不能坐等规章制度修改，便果断的拍板自主招生。而前海，是否有这等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