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林
刘瑞琳：阅读传统的守望者
这些年做出版，刘瑞琳和她的团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了人和书的相遇。
在出版体制的静水中搅动微澜，在民营书商的紧逼下未乱方寸。刘瑞琳和其麾下的北京贝贝特，印证着中国文化及出版行业世纪之交的困境与挣扎。这些年，她和她的团队不弃出版人的操守与情怀，不断奉献好书，但遗憾的是，他们至今还没有盈利。
人物简介：
刘瑞琳，哲学硕士，编审。1993年10月～2003年10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先后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2003年10月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言论：
“在日本地铁里，5个人就有5个人读书看报；在台湾，5个人有3个人读书看报；在香港，5个人中有2个人读书看报；而在中国大陆的地铁中，5个人中往往有两个人在讲话，而另外三个人在听他们讲话。”
——刘瑞琳
读者最初知道刘瑞琳和她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几年前他们出版的一本《袁氏当国》，虽然薄得要命，但已经足够颠覆以往从教科书里得来的那段历史。那一次也是读者第一回知道了唐德刚。
对于那些生来对历史不敏感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书让他们对历史有了刨根问底的冲动，从唐德刚开始，到黄仁宇，再到史景迁……一路读下去，竟然掀起了一股“读史热”。读者们发现，当年从教科书里拿来的那点历史知识，竟然差不多陆续都还给了教科书。
后来，刘瑞琳主编了一本叫《温故》的小书。这本介于期刊和书籍之间的出版物，坚持着编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正如开篇语说的，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那差不多是一个开始，之后刘瑞琳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一些好书的扉页。
但从百度键入搜索刘瑞琳，得到的词条不会超过100个，内容仅仅来自于这个人编了哪些书，而且在互联网上很难找到她的完整简历。作为一个书籍出版者，这些年她策划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作为个人却始终寂寂。
这也许只应了刘瑞琳常说的一句话，只为了人和书的相遇。
做高端书 回归阅读
时隔一年，再次采访刘瑞琳的时候，首先探寻他们是否盈利了。
“我们还没有盈利。”刘瑞琳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挺释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先让我们了解以下事实：
这十年，全国图书销售额年均增长5.5%，大大低于同期GDP的增长率。有资料称，在所有销售出去的图书中，37.33%是中小学课本，26.63%是教育类读物(比如课后辅导材料)，7.96%是大中专教材。三者相加，超过70%。这就是说，中国图书市场大部分都是靠课本在维持，而全国人均购书额一年不足10元。
从印刷数量上看，一本书售出3000本左右可以保本，售出几万本就是畅销书，售出几十万本就是大畅销书，售出一百万本以上就是超级畅销书。事实上，全国一年中销售过百万册的文艺类畅销书不到10种。
因此，中国出版业怎么说都并不让人乐观。做出版的都清楚，赚小钱容易，赚大钱却难，除非你卖课本或者捧安妮宝贝那样的作家。
这些年，刘瑞琳走过很多地方，让她感触最深的是，在日本地铁里，5个人就有5个人读书看报；在台湾，5个人有3个人读书看报；在香港，5个人中有2个人读书看报；而在中国大陆的地铁中，5个人中往往有两个人在讲话，而另外三个人在听他们讲话。
这是中国大陆的阅读现状。“而我所能保证的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不制造文化垃圾、浪费纸张。”刘瑞琳说。
从2003年加入北京贝贝特，刘瑞琳从没做过教材书，虽然此前这个公司一直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教辅来养着。贝贝特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属的分支机构，当年该社试图异地突围，打破偏安西南的局面，于是建立了这个公司，并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
出版是商业，也是文化。刘瑞琳时时需要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做取舍、做平衡。
于是她的中庸之道是：做出版既要有操守，又不能自命清高、固步自封；既要善于把握机会，又要有定力，有远见，有胸怀。
刘瑞琳做的书，除了那些温故历史的旧书，称得上代表作的即是陈丹青的作品集，以及今年备受瞩目的梁文道的随笔集，《我执》和《常识》。
偶尔，她也做做畅销书，但那也是走文化路线的。比如《郎朗自传》，比如《米其林旅游指南》。
虽然这些书才是北京贝贝特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的常胜将军。
刘瑞琳比较骄傲的是，全国很少有像他们这样做高端书的还能略微盈利。她信奉的是，盈利是靠好书，而不是靠铺天盖地炒作出来的垃圾书。她知道贝贝特的读者群是有坚持有趣味的那一小撮人，所以一直守得住这份寂寞。
过去的十年，出版业内的关键词围绕着畅销书、网上书店、营销、网络写手、包装、签售等等一路走来，事实上，刘瑞琳说这些词她都不喜欢，虽然她也不得不跟着去做。
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即使不看书也能获得信息。而就在最近，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Kindle”和巴恩斯·诺布尔的电子阅读器“Nook”，在这个圣诞已经卖脱销了，这让传统的纸质出版业处境愈发尴尬。
而刘瑞琳这样的老出版人却多少显得固执，在她看来，浏览信息和阅读，永远是有区别的，“我们阅读的古老习惯，永远无法取代”。
而纸质出版在她看来是个思想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它带给人温暖的感觉，这不是其他东西能够替代的。
就像出版社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书维系的温暖。
出版业的焦虑
业内很多人对于陈丹青与北京贝贝特的铁杆关系嫉妒得眼红。各种关于天价版税的猜想众说纷纭。而其实，陈丹青只是与刘瑞琳合作惯了，当刘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也就跟着转会。虽然当时，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这个新东家。
出版界对于盈利的渴求，让刘瑞林感觉大家普遍有种焦急的短视。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明天，先把这个作者抢来再说，只靠高版税来吸引人，根本没有耐心交流、琢磨、维护。“这不是一种从容做出版的方式，我们从不抢作者，那没意思。要是认为用钱能买到一切好的作者，那他就错了。”
2003年，刘瑞琳离开体制内的山东画报社，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她没有选择去三联、商务这样的老字号大社，刘瑞琳想做的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时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建社的设想——北京贝贝特，这属于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的自由。这也正好符合刘瑞琳想要“上来透口气”的想法，那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让她真实地感觉到出版行业的那些束缚。
那几年，整个出版行业改革慢是和“有饭吃”历史的关系很大。“有饭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享受政府拨款，依靠书号生存；而另一方面，靠教材出版，很多出版社日子也过得不错。这也正是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出版行业的改制，雷声大雨点小的关键。
而北京贝贝特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属于介于体制内外之间的一种自由。自由意味着自食其力，但对刘瑞琳来说，一个企业只谈文化，商业上不成功，到最后一定还是走不下去的。
十年前，北京贝贝特还是不被允许的一种机构，但是这十年中很多出版社、出版集团不断地模仿这种机制，而到现在为止，官方已经开始很主张和推崇这种跨地域发展的模式。
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建社23年后，完成了转企改制，成为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这是广西首家出版集团，中国首家地方大学出版集团。刘瑞琳也相应升任集团的的总编辑。
而另一面，困扰刘瑞琳们的最大问题，还有图书的定价。
她时常问别人，花上百元看场电影，还是花一半的钱买本书？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往往用脚选择了前者。这让她时常困惑，是人们对做书的人充满了失望，还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沉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