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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影视界领军人物欧阳教授专访

2011-01-21 17:51来源:传播学论坛字号:小

  欧阳宏生教授是我国较早致力于媒介批评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国内最早提出媒介批评科学化现代化的理念。新闻评奖既是对新闻价值的认定,也是媒介批评的重要形式。欧阳教授多年来担任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和中国新闻奖的评委,是我国新闻传播的见证者和价值的判断者。时值2008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视新闻奖和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落下帷幕,盘点2008年中国电视新闻的一个个精彩瞬间,总结其在传播理念、报道方式和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开掘与突破,对于我国电视新闻及整个新闻传播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和中国新闻奖在2008年这个新闻大年中筛选出来的电视新闻佳作与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为此,我们专访了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和中国新闻奖评委欧阳宏生教授。

  杨:欧阳教授您好,我们看到,您所参与评选的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和中国新闻奖等奖项,都是广播电视和新闻领域的国家级奖项,是导向中的导向。而近日落幕的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刚刚完成了对2008年电视新闻实践的全面检阅,您从事评委多年,就您看来,2008年的中国新闻奖的参评作品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欧阳:是的,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是一项政府奖,也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最高奖项;而作为全国综合性的新闻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评奖范围涵盖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领域。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和中国新闻奖都是中国电视新闻事业发展与进步标杆性的奖项,也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成就和荣誉的象征。在这两奖中所评选出的电视新闻佳作大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示范价值。而2008年,无论对于中国电视新闻工作者还是电视传媒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电视荧幕内外涌现出了很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可以说,对于年届50、当知天命的中国电视新闻而言,时代的机缘在这一年际会,是给出了一份厚重的考卷。你看,2008年每一起重大事件,如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许多事件哪一个不是百年一遇?所幸,中国电视新闻界不仅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还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刚刚结束的这两项评奖是对2008年我国电视新闻传播的成果检阅。参评的电视新闻作品(长、短消息,连续、系列报道)大体反映了过去一年中我国电视新闻报道的风貌,多为精品之作。同之前的电视新闻评奖相比,无论题材选择、思想挖掘,还是报道视角、手法创新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2008年中国新闻奖的参评作品的总体特征,我把它归纳为“三大三小”。

  杨:“三大三小”,具体怎么理解呢?

  欧阳:“三大”是指大事件、大手笔和大情怀。具体来说,是指电视新闻报道主题的重大,制作篇幅的宏大及眼界立意的博大。而“三小”则是指小落点、小角度和小人物,指的是在具体的节目表现手法上,主题焦点小而精,切入角度小而巧,人物选取小而活。面对2008年度频发的重大事件,中国电视新闻工作者们将开阔的立意和深厚的人文关怀熔铸于报道中,通过精当落点、精巧角度的选择和典型人物的选取,锤炼出了蓬勃大气的新闻作品。

  杨:您的点评也是大处着眼,小处着墨,清晰地勾勒出了2008年中国新闻奖中电视新闻参评作品的全景图谱与要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您所总结的“三大三小”中,那些急、难、险、重的大事件和题材是最根本的诱发因素?

  欧阳:谢谢,你说得很对。新闻的本源正是广阔天地中人民群众鲜活的实践,因此现实世界本身的变动乃是新闻报道的基石。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奖项之所以受到巨大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它是对过去一年发生大事的历史性记载。而激扬的时代的进程与变革反映在电视新闻上,就是报道内容与主题的不断拓展。

  杨:那么今年的参评作品在报道题材上,有什么显著的拓展呢?

  欧阳:在今年“两奖”的参评作品的题材方面,我们看到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突发性重大事件对电视新闻报道领域的拓展。这种拓展又体现在两大方面:一个是对“现场”的凸显;一个是对“矛盾”的正视。

  首先是对“现场”的凸显,这主要反映在对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相对于成熟的预知性重大事件,我国电视新闻界对于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报道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尤其是“现场”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在中国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常常是稀少,甚至是缺席的。但在2008年,我们不仅发现了现场,更突出了现场。应该说,“现场”的回归是从2008年初央视新闻频道对南方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的大型直播节目《迎战暴风雪》就开始了。在这之后的5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频道等对于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更为“现场”的复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央视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便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和《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地方卫视也形成快速反应机制,结合当地的情况,与央视一起协同作战,点面结合,全景式展现了这场抗震救灾伟大斗争的“现场”。其中值得称道的一部作品是陕西电视台选送的电视新闻连续报道——《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决战“109”》。宝成铁路109隧道是救灾物资的运输要道,其抢险情况牵动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为向外界传递109隧道抢险的最新进展,陕西电视台采用现场报道和纪实手法,充分展现了抢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困难和感人事迹。在报道中,抢险队员遇到的困难让观众紧张窒息、扣人心弦,而他们想尽办法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更让观众感动不已。每天大量及时的直播和连续报道吸引了全国观众的密切关注,为109隧道早日贯通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国务院新闻办、中宣部、铁道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等方面的高度评价。

  央视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和陕西电视台的《决战“109”》等节目的表率作用是巨大的。在其带动下,当2008年11月15日,浙江杭州地铁1号线萧山风情大道湘湖站工地突然发生塌陷,酿成国内地铁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事故时,浙江卫视也毫不犹豫地以整个频道为单位,出动卫星直播车及时全面展开现场连线报道。形成了《杭州“11·15”地铁工地塌陷事故直播》这样关注个体生命,彰显社会责任的佳作。

  其次是对“矛盾”的正视,这主要表现在国际报道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上。中国和平崛起、重回世界强国之林的道路,必不可少地会遇到阻力;而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也逐步迈入深水区。因此,国际矛盾和国内矛盾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以一种比较显著的状态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只有直面矛盾,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用事实说话,才是促使矛盾走向和解的最佳方案。

  在这次评奖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制作《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纪实》,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独家的采访,客观讲述了3·14事件的发生过程、展现了暴力事件的破坏程度、揭露了事实真相,从而有力驳斥了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和达赖集团的宣传,在引导舆论、澄清事实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样,在北京电视台《点燃激情传递梦想:用身躯捍卫圣火的尊严》中,藏独份子的凶残和金晶用残弱的身体捍卫圣火尊严的画面形成强烈对比,成为了整个奥运圣火境外传递过程中最惊心动魄的瞬间,确凿的报道促使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谴责藏独份子暴力行径、主张火炬和平传递的强大社会舆论。而中国电视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更是做到了不迟报、不瞒报、不夸大,牢牢把握了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与西方媒体站在同一时间段上平等对话,不让谣言与歪曲报道跑到了真相的前面,最终使西方媒体彻底失去了想象和挑剔的空间。

  在涉及国内矛盾的公共事件报道上,获奖作品对主题的开掘也值得借鉴。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有关成都上游的紫平铺水库可能因地震溃坝、成都市饮用水源被污染等谣言满天飞,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成都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及时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两天的《应对水危机》系列报道。通过第一时间采访自来水公司等权威部门,直播政府新闻发言人电视讲话等方式,使各方面权威声音很好地得到传达,迅速稳定了市民的情绪,使成都有史以来出现的因谣言导致的最严峻水危机得以化解。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获奖作品是当重庆主城区发生出租车大规模罢运事件后,重庆电视台进行的两个半小时的《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和市民代表座谈》电视直播。在这场正视矛盾的直播中,通过薄熙来书记与出租车和市民代表对话全过程的直观展现,首开国内公共危机应对先河,完善了利益均衡机制和畅通了表达渠道,不仅使得电视办公成为疏导民意、集聚民智的好尝试,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书写了浓重一笔。

  杨:的确,今日之新闻往往是明日之历史。题材的重大性与创新性确实是成就一个好新闻的重要基础。2008年的突发性事件报道为电视新闻在报道领域开疆拓土,注入了新的活力,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但重大题材可遇不可求,对于电视屏幕上大量日常性事件的报道来说,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处理题材的方式与技巧。那么就您看来,今年的获奖新闻作品在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上都有什么突破呢?

  欧阳:不错,事实的选择是电视新闻成功的基础,而表现好事实则是新闻传播达到最佳效果的关键。要表现好新闻事实,必须在新闻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每一个环节中下足功夫。

  在这次的获奖作品中,我们看到在报道方式上,有两方面变化特别明显:

  一方面是直播常态化。央视新闻频道早在2006年就提出“直播常态化”的概念,并把直播作为新闻频道最主要的报道手段和报道方式之一。而在2008年,“常态化的直播”才真正得到了落实。直播不仅被用于奥运、两会等预知性重大事件的报道和抗冰雪灾害报道以及抗震救灾等突发性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上;还被用到了时政领域,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和市民代表座谈》;经济领域,如CCTV-2推出大型直播特别报道《直击华尔街风暴》;更被广泛运用到科技新闻报道领域,如新疆电视台的《直击日全食——21世纪首次日全食观测直播》等等。

  另一方面是媒介融合化。媒介融合包括组织融合、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等方面。具体来说,组织上的融合使电视新闻传播的举国体制呼之欲出。无论是在抗冰雪灾害报道期间,在奥运火炬境内传递过程时,还是抗震救灾报道中,正是基于全国电视一盘棋的思路,中央电视台与几十家地方电视台通力合作,使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形成了强大声势,增强了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技术上的融合促使了网络播报员与手机观察员的诞生,特别是在奥运期间,这一特殊的报道群体,以其互动、参与的姿态,原生态的报道内容,改变了传统电视媒体的报道方式。而业务融合则触发了台网互动模式,使电视新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整合传播。总之,媒介融合化从不同层面丰富了电视新闻的报道方式与内涵。

  而报道技巧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时政报道民生化。为改变时政报道领导活动多、会议报道多的现象,增强可视性,成功地塑造好党和政府的亲民形象,“时政报道民生化”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它要求记者在考虑选题时,从受众的需求出发,追求最大新闻价值,在突出重要性、时效性的同时加强新颖性、贴近性。例如电视消息《胡锦涛在四川地震灾区什邡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就是践行时政新闻民生化的一个范例。在这条新闻中,既有总书记振臂一呼,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我坚信,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经典画面;也有总书记盘腿坐下,耐心抚慰痛失亲人群众的动情镜头;还有对青年志愿者的坚定鼓励。整则新闻立体丰富且真实全面地展现了总书记深入地震灾区所做的大量细致工作,激励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勇敢地战胜地震灾害。在这个方面,陕西电视台也做得非常不错。在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奖过程中,我们看到其选送的一则电视新闻专题《寻人启事周末版:寻访西安承包国营餐厅第一人》就是践行“时政报道民生化”理念的佳作。这期节目以轻松新颖的报道形式,巧妙利用22年前的新闻资料,反映出改革开放30年来巨大变化的深刻主题。节目播出后不仅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还取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实现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

  第二,经济报道通俗化。经济新闻报道一直是获奖作品中的重头戏,在我国经济改革与建设中,此类题材的报道对促进经济改革的步伐、探索经济建设的思路、规范经济建设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但是因为经济领域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使普通百姓在接受和理解上都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经济报道的通俗化策略就显得非常重要。此次中新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的经济类获奖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例如在山东电视台制作的电视消息《冲破六年封关——山东禽肉产品重返欧盟市场》中,为了展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外贸出口日益严峻和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国内外大背景下,山东禽肉出口企业以高于欧盟的标准艰辛打破其长达六年的封关的来之不易,作品运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表现欧盟标准检测的严苛——“1公斤的产品中含有一亿分之一甚至十亿分之一的药物都可以检测出来,也就是说在一个标准游泳池里滴进一滴硝基呋喃药物,我们都可以检测出来。”怎样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呢?这就引出对六年来山东企业在食品安全控制方面采取的措施的进行了深入挖掘,使整篇报道显得通俗易懂。这一特点在安徽电视台选送的《安徽沿江屠龙记》体现得更为明显。这篇电视长消息对安徽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的报道,从各地烟囱明显减少的变化入手,形象地把各地冒着黄烟、白烟、黑烟、喷出火舌的烟囱比喻为“黄龙”、“白龙”、“乌龙”和“火龙”。对他们的治理,借用了金庸小说的提法,便有了沿江“屠龙记”。报道中,地图与动画的运用,不仅直观、形象地揭示出安徽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市“屠龙”的屠宰要害,还富有趣味性,亲切易读。浙江卫视选送的电视评论《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也是如此。在金融风暴席卷世界时,如何鼓舞信心,应对危机,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创作者们以小见大,从浙江经济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入手,结合浙江三十年越坎升级的发展历程,有理有据的论述,表达出强烈的战胜这次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既有鲜活的当下事件的演进历程,又有珍贵的历史资料,现实与历史交融是这篇电视评论的独到之处。不仅如此,该作品视角独特,构思巧妙;在主题反映上,举重若轻,拿捏得当;段落转承流畅,结构一气呵成。虽然评述的对象是浙商和浙江民企,呈现的是浙江三十年越坎升级的经验,但凸现的却是金融危机面前提振信心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大主题。

  第三,人物报道平实化。典型人物通常具有突出的新闻性,他们的故事往往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能感动观众。毫无疑问,对于这类典型人物报道应该“以人帅事”“以事显人”。但在充分展现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的同时,更应想方设法凸现出人物的个性,反映人物内心多彩多姿的情感,彰显人物的精神境界,使之可感、可亲、可信。我们看到今年获奖的作品对人物报道几乎都呈现出了平实化的取向,令人认同。例如,在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选送的《陈光标:我是志愿者!》这篇电视新闻专题中,通过对陈光标童年经历和心理历程的自诉,在这档专题中塑造了一个出身贫苦、机智大义、行事高调、“有良知、有责任感”(温家宝语)的“中国首善”形象。平实、质朴的语言,让这位资产上亿的民间志愿者、抗震英雄少了些炫目的光环,多了些人性朴素的光芒。齐鲁频道的新闻访谈类节目《走近“史上最牛的救援队”》在对人物的表现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对于这支在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驾驶一辆简易农用三轮车,带着100斤煎饼,经历四天三夜,行程3000多公里,奔赴四川地震灾区参加了抗震救灾的“史上最牛的救援队”的报道,其题材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平民性和趣味性。而节目组顺应了内在主题的需要,在录制形式上没有采用惯常的演播室访谈的形式,而是创造性地选择了这支农民志愿者的家乡——山东日照市莒县东皂湖村一处开放式农家场院前进行访谈。现场的布置也保留了原生态的农村风格,唯一称得上道具的东西就是他们当时去四川时乘坐的农用三轮车。在这个开放的现场,村民们可以自由地观看、参与节目,甚至连村里的一只大黄狗都大摇大摆走到场地中间,抢起了镜头。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粗糙的现场带给了观众亲切自然又真实动人的感受,成为这场访谈的鲜明特色。在熟悉的乡村环境中,无论是第一次参加电视访谈的10位农民志愿者,还是围坐在现场的村民,都表现得十分真实自然。观众在他们质朴的语言和表情中,不仅看到了这10位农民志愿者的淳朴与善良、勇敢与坚韧,更看到了他们身后,中国农民可爱又可敬的群体形象。值得一提的,还有新疆电视台和乌鲁木齐电视台选送的《姐弟情深》。通过对无偿为非亲非故的维吾尔族少年毛兰江捐肾使他获得新生的汉族姑娘王燕娜平实化的白描,使得新疆首例非亲属、汉族为维族无偿活体肾移植的感人故事,显得真实可信,很好地表达出了新疆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民族亲情。

  杨:对于电视新闻获奖作品报道方式和技巧的精当分析,往往会给业界实践以很大的启发。但在很多时候,报道方式和技巧的更新还需要电视技术的配合才能得以实现。您认为在此次电视新闻获奖作品中,有哪些技术革新是值得关注的呢?

  欧阳:不错,电视工作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大胆采用新的先进电视技术来改进电视新闻表现方式,提升报道的感染力,已成为2008年电视新闻报道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重要特点。首先,是直播技术的不断进步,2008年是一个高潮迭起、波澜壮阔的电视直播年,众多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电视直播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检阅。然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电视工作者始终能够反应迅速、周密部署,将最具说服力与震撼力的现场画面传递给观众,这说明了中国电视直播技术的日臻成熟。特别是新疆电视台的《直击日全食——21世纪首次日全食观测直播》是我国首次与国外媒体合作对日全食这一自然奇观进行电视、网络同步直播。要拍摄太阳这一天体,需要许多天文望远镜等科研器材和专业设备。正是因为技术手段的到位,报道组采用红光、白光拍摄清晰地展现了日冕、日珥、贝利珠等壮观现象,促成了首次对日全食观测直播的完美成功。其次,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使用。在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大型直播节目中首次运用于新闻媒体报道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提供了大量反映地震灾区的地形地貌、道路、村庄、河流、地名等信息的立体三维地图。在地震灾区通信、交通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种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技术成为快速获取灾情的最佳途径。再次,是航拍技术的运用。无论是采用直升机、三角翼还是滑翔伞,在2008年年初雪灾、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等中国电视大型新闻报道中,全景式的电视航拍画面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最后,是电视包装技术的精进。电视新闻的字幕条不仅能用于提供信息,还是电视包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状、大小、颜色和花纹等都统一于频道的整体形象塑造中。北京奥运会期间,央视新闻频道出现的“L屏”成为众多电视屏幕中的一个亮点。通过多行字幕、多视窗的技术手段的运用,L屏把整个电视屏幕划分为两大区域,主窗口播出“一起看奥运”大型直播特别节目;剩下的区域则以字幕版或字幕条的形式实时传递奥运赛事预告、最新比赛结果、各国奖牌榜以及天气资讯服务等内容。使大量信息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传播,而为观众所喜爱。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电视新闻理念的实现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又不能简单的采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事实上,技术必须在人的因素作用下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杨:是的,人的能动性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力量。我们看到在2008年的新闻实践中,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电视新闻从业人员,体现出了相当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正如李长春同志在看望慰问抗震救灾新闻工作者时所说:“实践证明,广大新闻工作者经受了考验,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硬,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 但另一方面,一些记者或主持人在报道时的情感流露,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不知道您对此次两奖评选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的因素如何评价呢?

  欧阳:你说得很对。应该说,“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所有技术的进步、理念的更新以及操作的实施都是需要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2008年的电视新闻领域,广大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用自己的亲身行动为这个群体赢得了尊敬。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在今年的评奖中,这一点给我们的感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在信号中断、余震不断、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险象环生的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报道、为我们传递出第一手抗震资讯的记者们,和我们的救援人员一样,都是抗震救灾前线最可爱的人。就刚才你提到的,一些记者或主持人被救援和互助的画面感染,而在报道时的真情流露、流泪、甚至泣不成声的状况,我个人认为,这正是我们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具有的大情怀的表现之一。当然,是真情还是假意,我相信观众们还是有自己的评判的。

  而此次的获奖作品也充分反映这一特点,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等的作品《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所体现出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群像自不待言,值得记住的还有陕西电视台《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决战“109”》的记者们。在全国抗震救灾中,救灾物资运输通道宝成铁路109隧道抢险也是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重点。冒着余震不断,12节油罐车随时爆炸的危险,作为全国首发报道的媒体,也是唯一一个通过卫星直播的电视媒体,陕西台记者在仅有单边信号的情况下,12天时间里与央视、凤凰、东方等多家媒体完成近百次直播和连续报道,向全世界传递109隧道抢险的最新进展。报道组和一线战士一起冒着爆炸的危险进入隧道,顶着塌方爬上山体,即使设备被砸坏、身体受伤,都全部坚持下来,历时12天,及时、准确、生动地报道了109隧道抢通的全过程。在成都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应对水危机》报道中,记者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介作用,帮助党和政府稳定了社会秩序,危机时刻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的《祸起三鹿奶粉》也凸显了记者敏锐的新闻嗅觉,和在事关生命安全时的责任感。毫不夸张地说,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能如此快的水落石出,新闻媒体的监督功不可没。同时,也为消费者立刻停止使用有毒奶粉并及时接受检查治疗提供了帮助。即便是诸如《安徽沿江屠龙记》这样的日常性的报道,创作者在寒冬时节,进行了深入细致艰苦的调查,行程辗转千里,在采访中几改方案,挖掘了大量新闻事实之后的背景材料,在后期制作时,8易其稿,精心编辑,最终使作品具有了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清晰而生动地说明了安徽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市“屠龙”的要害。

  总的来说,电视新闻中人的能动因素在今年很多的获奖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表现。它们体现了中国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在大事频发的2008年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先,不辱使命、勇于奉献的高贵品质;顾全大局、精湛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深厚大气的人文情怀。

  杨:应该说我们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有这样的品质和表现,实乃党和人民之大幸事,为我们监测环境、传承文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反过来,也正是今日之媒介制度及其引发的媒介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给予了这些新闻工作者更大的舞台和更宽容的环境,从而使他们的报道的理念和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欧阳教授,就您的观察,媒介规制的变化与新闻精品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欧阳:你提的这一点非常好。今年的电视新闻舞台上会如此靓丽多姿,是和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下走向信息公开的大背景息息相关的,而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新闻精品又会反过来强化政府和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心,从而给予其更为广阔和宽容的报道空间,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媒介规制改进与新闻精品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明确指出政府应该通过大众媒介主动地公开危机信息,为新闻媒体进行政府信息报道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我们看到,《条例》颁布10天后,5·12汶川地震发生,灾区信息透明公开的程度与全国积极响应救灾的行动前所未有。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卫视对地震第一时间的直播报道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对地震的流言及时辟谣,稳定了人心。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国务院新闻办以及四川省政府也定时主动积极地发布权威信息,使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流言止于信息通畅,人心得到安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也很快井然有序。在公开透明的舆论氛围中,电视媒体对灾区进行的原生态、全景式、透明化报道,对于弘扬民族精神,鼓舞斗志起到了关键作用。信息公开也强化了中国政府开放而负责任的形象。开放的中国迎来了开放的新闻传播心态,而信息公开非但没有带来人们所担忧的社会混乱,反而促使危机得到化解,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更保障了舆论监督权,这既是对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观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电视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的评奖宗旨在于全面检阅我国新闻工作的年度业绩,展示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取得的成果,发挥示范引导作用,推动新闻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落实“三贴近”要求,提高作品质量;鼓励新闻媒体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推进新闻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2008年,恰逢中国电视50华诞,在这一年,中国电视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坚守新闻现场,弘扬职业理念,通过一次次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凸显了自身的职业价值,检验了电视媒介在面对重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同时也为今后中国电视新闻的理念传播提供了一个参考范本。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浪潮中,在媒介生态越发宽容、媒介技术日益进步、媒介理念越发成熟的条件下,中国电视会不断走向完善并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新不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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