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兄弟文化往往在窘迫的情景或者需要帮助的情景中表现得突出，而且模拟兄弟文化是有很多潜台词的：兄弟是把关系亲友化的模拟，一般的朋友关系到了以兄弟相称或者兄弟相处的时候，就算进入比较不见外的圈子，在交往规则上逐渐进入可以共享信息与共享资源的意境；但是在实际的兄弟关系中，是默认存在老大以及老二老三等等的序列与辈份区别的，兄弟关系中有平等对待的期望但并不是简单的平等对待，因此兄弟关系很难在不同的场景下保持稳定的延续性。由于兄弟关系往往很少有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除了在存在强势的大哥的情况下，否则兄弟伙的关系可能是非常脆弱的。其实即使在真实的兄弟关系中，往往在家长不在而又没有留下明确服人的遗嘱的时候，仅仅因为家产分配不公，兄弟们都会撕破脸皮，更别说模拟的兄弟关系了。
由于某种关系——同学、老乡、同事或者街坊、战友而形成的创业组合，往往在创业的初期有形成凝聚力与减低创业成本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多数创业使用朴素的人际关系的方法笼络创业伙伴，而缺少明确规定的利益分配与权力分配规则，这样的关系往往具有可共苦而不能同甘的现象，在企业取得一定的发展，而对于这种发展不同的创业伙伴对于自己贡献价值的认识又有差异的时候，如果缺乏明确先定的规则，那么矛盾的发生甚至激化就难以避免。
我一向不主张真正的兄弟创业的，因为我以为在当下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多年的意识形态洗礼足以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对于包括兄弟创业或者家族创业带来的排斥心理，除了在低端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很多的人才对于在这类企业中从业带有拒斥心理——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把这类企业与落后价值联系在一起。而兄弟在一起创业，日久生嫌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的，那时因为亲兄弟明算帐见外，不明算帐纠结，横竖没有一个好的解法。这是我说的亲兄弟，而对于那类“跟兄弟一样”的同学、战友、哥们创业而论，在创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明确算帐规则一是因为刚刚创业，没有江湖经验，不知道事前确定算帐规则的重要性；在初创时期，也没有建立未来的分配规则与责权分工规则的急迫性；在大部分以往创业伙伴中，因为对于实际的创业成果缺乏充分的预期，因此对于未来分配的方式也没有合适的知识来帮助撆划。坦率地说，在中国人的创业文化中，一开始就讨论挣钱了如何分钱有很多人似乎不好意思。
而兄弟创业中的最典型的成功模式，是首先拥有“三先汤”——先定未来利益分配规则、先定公司的话语决策规则、先定公司的运行制度，在利益累积还没发生时候的先定对于未来的利益分配具有约束性，而当利益累积发生的时候现场讨论规则则往往很难摆平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价值判断。但操作这样的“三先汤”存在着心理上与知识上的障碍，而同样的障碍在欧美的社会环境中要缓解了很多——契约传统与规则意识帮助了更多的创业伙伴在早期的时候可以把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做出比较清晰的界定，而且由于没有太多的“兄弟情份”的假定，因此大家用在商言商的方式来谈论合作条件与分工的时候，自然而仔细，即使就有关条文提出异议也觉得很自然，别人也不觉得冒犯了兄弟情义，是不够意思的表现。这么说来，兄弟创业中的问题恰恰出在了这模拟兄弟形态的这种不见外与不能太讲利的文化假设上，而这种问题的解决在于能不能落实“亲兄弟明算帐”的规则上。这种算清了帐的兄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模糊的情义基础，而让合作的主要利益点清晰可计算与被规定，否则无论大家如何不计自己努力的先行投入，后来必然会形成对于贡献评估的认识差距，从而产生心理落差，公司中的元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业伙伴群体中的心理落差的主要表现。
所以除非我们采用等距外聘的方式，用选择员工而不是创业伙伴的形式来获得初期的工作群体，那样虽然可能经受员工队伍不稳定的考验，但是即使是非常早期的员工队伍也不会与公司的创业者或者所有人来简单争议公司的核心利益的归属。但是这样就很可能让一些早期缺乏创业资源者难以度过高度不稳定的创业早期，因此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就是以比较明晰的方式界定早期创业伙伴的责权利。其实正因为这一阶段的可得利益还没充分有形地形成，人们对于增量利益的分割是比较同意谈判的，而且往往由于抱有“没有也是没有的心理”而乐于听众主事者与主发起人的安排与提议。而一旦机制化，那么即使在后来遇到创业群体中的某些个体对于这一机制的挑战，但企业也具备了在内部甚至在外部以历史正当性与群体认同的合法性来抗辩个体的挑战，并在可能的再谈判中掌握主动。同样如果个体能依据书面化的规定来挑战公司主导者的不当或者不法行为，则挑战的胜算也将大大增加。
由于资源的不对称性，我们在创业的不同阶段经常需要兄弟或者不那么亲友化拟制的合作伙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个人的情感与事业的利益之间建立一种适当的防火墙，这个防火墙就是不要将模糊的创业兄弟情谊隐含在公司的成长中，因为那恰恰成为公司结构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是兄弟，即使是创业的民营企业、即使大家都处在面对面的环境中，也要以一种稍微感到不自然的方式来议定自己在一个可能放大的事业中的位置，因为我们与事业关联，就不只是关联彼此的态度问题，而是个人与法人化的群体的全面关系的稳定化举措问题，也是个人与组织中的其他人之间关系界定的依据问题。看起来，先说明大家的未来利益关系有点小人，但一时的放在桌面上的公事公办与在商言商拯救了长期的伙伴关系，也保全了事业发展的稳定性。创业里面的兄弟，与私人场景里面的兄弟、与血缘的兄弟，具有很不一样的特性，因为它需要清晰的规范、明确的权属、还有一个带有适当公共性的社会组织中的秩序与正当化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