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
20年前，沪深股市试点在混沌中前行，并无预设的情节，并无既定的结构，并无可期的前途。
照片里这一介老者目光如炬，睿思儒雅。他曾在业内“开天辟地”。在每到某一“仪式性”的历史节点，都无法令人忘却——他就是刘鸿儒，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时代与命运交响曲
刘鸿儒的出现，是时代的选择，因为他个人的命运，几乎始终与时代的主旋律相系。
在29岁留任中国人民银行之前，参加土改、读研究生和留学前苏联，是刘鸿儒命运的几个关键转折点，每一步都是时代的要求，每一步也都是顺应时代的决定。
到1980年代，时代的命运和刘鸿儒的命运，则紧紧接合在金融改革之上。彼时的社会，正活跃在官方发起、民间深度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旨在为经济改革提供较现行体制更少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这时，刘鸿儒升任人行副行长，主管金融改革工作，其思想之超前、活跃，研究之领先、深入，已远远超出当时计划体制的约束。
他已感到未来仿佛触手可及。在金融改革问题上储备颇丰的刘鸿儒进入国家体改委担任副主任，主管金融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当金融遇见股份制时，唯一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而主管这两项改革工作的刘鸿儒，势要“开天辟地”般，做出一番大事业。
遵大路，思想尚待启蒙
“遵彼大路，中心惶惶。或适诸洛，或适诸京，或适诸谷，或适诸岗。”
耄耋之年的刘鸿儒，若读到《诗经》中这段“遵大路”，想必会心有戚戚。在20年前，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路径，也曾显得如此错综复杂，不知哪条道路通往高山，哪条道路通往深谷。
即便如此，也必须要上路了。
沪深交易所先走一步，开市的锣声掩不住门外的喧哗。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老同志”说，凡是搞股份制的国家，最后没有不搞私有化的；有材料称，沪深试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在刚刚度过政治风波的时节，这样的问题尤其揪心。
“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除了在多次调研中力挺股市试点之外，刘鸿儒感到自己应该为股份制正名。
199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了刘鸿儒的文章：《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在此文中，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表述，即“股份资本，作为（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利用股份制的认识问题。在那纵横交错的阡陌之中，刘鸿儒终于开了一条小径。
“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1990年11月，江泽民同志到深圳、珠海出席特区10年庆典，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建议：刘是专家，可以谈一下。11月28日，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上，江泽民走到刘鸿儒身边说了一句悄悄话：“鸿儒，大家回去路上谈一下，这个股票市场到底怎么办。”回京的飞机上，刘鸿儒在详细回答江泽民一系列问题之后，郑重表态：“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改革不能后退，现在没有取得经验，股市可以不扩大。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随便去搞私有制，我们会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江泽民最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
兴废存亡，系于一线。
启蒙者造了一把双刃剑
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时，国务院正在京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根据刘鸿儒的回忆，“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加快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进程。”
10月12日，国办54号文发布，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至此，混沌初开，中国资本市场总算拥有了基本构架，刘鸿儒在其中，被任命为首任证监会主席。
作为开启鸿蒙的人，“在其中”的刘鸿儒实际负责对上对下两个层次的“启蒙”，这个位置因而具有天然的调和色彩。前面讲到，在理论层面，刘鸿儒引用马恩经典，说明股份制可为社会主义所用，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必须提出一种制度安排，明确显示出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可为所用。
这就是股权分置，也即当时的国有股、法人股暂不流通。
事实上，早期股份制试点和股票市场发展面临诸多质疑，而刘鸿儒 在1991年3月2日向国务院作《关于上海、深圳两市股份制试点几个问题的报告》时，就已经找到了制度安排，他在“关于如何做到坚持公有制，又能吸收部分个人资金的问题”上，提出“从总体上应限制私人股份不能超过40％”。
启蒙只讲已知常识而不涉及科学论证过程，这让启蒙者经常游离于造福者或施恶者的认知当中。刘鸿儒从未避讳，他说，由此前思路而来形成了相关内部决定，“这个内部决定也就成为后来股权分置的起因”，“内部按此比例控制，是为了明显体现公有制为主的原则。”
“从此留下了股权分置的问题”，刘鸿儒说，“但这在当时是为了保留和推进股份制与股票市场不得已而为之。”他甚至承认，用国有控股比例来解决对私有化的担心，是“机械”的，但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再难，“也没有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股票市场难，大问题都解决了，国有股流通不难解决。”历史看，中国特色的股权分置是一把双刃剑。
作为“刘头”的岁月
私下里，业内昵称他为“刘头”，其中既不乏亲切，也有烘托其地位的考虑——他的同事往往小他二三十岁，代沟还是存在的——在成为证监会主席之后，这个“头”就更加顺理成章地叫开了。
“刘头”回忆说，证监会成立初期主要有三项工作：规范市场、培养人才、内部管理。拿到现在重新梳理，前两项工作是相互关联的。
早期证监会计划色彩少一些，这从人员来源即可窥见一斑：体改委、人民银行和联办（其中联办又是挂靠在体改委之下的民间机构），均是当时体制改革过程中冲锋在前的机构。当时规范市场的主要法规《股票发行交易与管理暂行条例》，也是吸收了各方力量起草、修改完成，而起草小组就设在友谊宾馆。
刘鸿儒集纳的三股人力资源和智慧，直到现在还对证监会的机构风格存在影响。相比较而言，刘鸿儒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较深的受到这三股力量的影响。早期证监会既天然地亲近市场化，又在尖锐现实下富有调和色彩，与刘鸿儒的个人风格总体相符——当然，也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磨合的空间，但差别只在认识的程度和角度不同。
有当年“刘头”的下属回忆说，他们设计过一幕电影的开头：一声枪响，代表另一方力量的某领导倒下，远处一匹骏马奔驰而来，停住。镜头拉近，马上的骑士正是刘鸿儒——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年轻人和刘之间的争论也不时发生，有时还很激烈。
“五道口之父”
1995年，刘鸿儒到龄卸任，但他对中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业的影响远未消弭，一个集中的反映，就是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五道口只是20世纪初京包铁路与市区道路的平交道口之一，如今，它以金融界“黄埔军校”而闻名。刘鸿儒一手主导创立了这所学校，并无仪仗般的大门，却走出了吴晓灵、胡晓炼、杜金富、彭纯、魏迎宁、朱从玖、张育军等一批金融业的中坚力量。
它在中国金融业代表一种势力，但对刘鸿儒而言，却是汲取新鲜养料的田园。作为改革者，刘常年与一批年轻人合作、共事；他更是一直主张研究工作需超前、领先时代。
卸任后，刘鸿儒对创新工作的兴趣不减，前期有创业板，之后有股指期货。去年，他以79岁高龄主编出版了《股指期货热点问答》一书，前言中开门见山地讲到，若干年前，“我正在参与股票市场的建设工作。今天，我国金融期货市场也正在筹备和建设中。”
如今，刘鸿儒80岁，资本市场20岁；他曾引领出离鸿蒙，她回望他关切赤诚；他有白发，她挽青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