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逐步稀缺的自然资源,面对逐渐流失的市场资源,管理学鱼塘模型以四个模式演变来模拟企业管理中存在的潜在威胁,以及对应的组织结构变化。
“鱼塘”模型:有一个鱼塘,塘里有一定数量的鱼。鱼塘边上站着几个正在撒网捕鱼的人。
第一模式
这个鱼塘突然出现了一个决口,塘里的鱼正在源源不断地从这个决口流失掉。那么那几个正在撒网捕鱼的人,是先去堵这个决口漏洞,还是赶紧抢着捕自己的鱼?
选择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捕鱼的人们团结起来去堵这个漏洞。等这个决口漏洞补上了,再一起重新开始各自撒网捕鱼。当然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比如捕鱼者之间先有相应的预防契约。
另一个选择是撒网捕鱼的人各自为阵,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视这个漏洞的存在,赶紧为自己抢着捞塘里的鱼。
如果把第一个结论引入到企业管理学中,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比如公司高层股东间的利益分配不均等,也就是常说的“高层不合”,那么当公司出现业务流失(被竞争对手侵占)时,公司的高层不是团结起来堵住这个漏洞,而是各自赶紧捞取公司利益,甚至不择手段的捞取公司最后的利益。
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在最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有某个撒网捕鱼的人放下自己的捕捞工作,放弃自己即得利益,而主动去补决口漏洞时,他是非常吃亏的——鱼塘的鱼在流失中,修补漏洞需要时间,导致他捕的鱼会比别人更少,但劳动量并不比别人低。假设漏洞补好了,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捕鱼者会向他提供相应的损失补偿。
填补漏洞的成功与否暂且不言,无论怎样,谁去主动补漏洞决口,谁就会遭遇相应的损失,而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所以,最常见的情景是没有人去补漏洞,都在赶紧捞自己的鱼。最后塘里的鱼全部流失,撒网捕鱼的人捞足了自己的资本,然后再找下一个鱼塘,再重复上演同样的结局。
第二模式
在第一模式存在的威胁下(决口漏洞一直存在),但为了尽快的为自己捕捞更多的鱼,撒网捕鱼的人打算以个人名义雇佣一些外来劳动力加快捕鱼效率。条件一是只允许这些雇佣劳动力在鱼塘中用钓竿钓鱼(而不是鱼网),条件二是这些雇佣劳动力不管用什么途径获得的鱼,都必须将一定比例上缴给他的雇主。那么,接下来又会出现什么局面?
因为信息交流不对等,这些雇佣劳动力者看不到正在决口的漏洞、看不到鱼群正在大量流失,他们抱着靠出卖劳动力换取长期获鱼的(生存)机会,拼命的为雇主苦干。虽然钓竿比撒网捕鱼效率低下,而且还要大量的上缴。但为了糊口,雇佣者还是愿意选择这样的劳动力交易。然后,在决口流失、鱼塘中的鱼越来越少的趋势下,撒网者与雇佣者共存的平衡局面最终被打破,而且肯定是“雇佣关系”的制定者(撒网的人)首先打破该局面。眼看塘中剩下的鱼已经不多,自己捕获的鱼还不能满足的贪婪驱动下,撒网者会逐步提高雇佣者的上缴比例,甚至莫须有地扣押雇佣者的份额。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刻,撒网者彻底否定甚至隐瞒“雇佣关系”,将雇佣者的份额全部占有,一走了之。
通过第二模式,可以找到了公司基层员工的生存之道,也找到了公司高层同基层的博弈关系。
在第二模式中,貌似公司以招募新人的方式在壮大,貌似业绩也更好看(因为捕鱼总量提高了),但公司高层(撒网者)对决口漏洞漠然无视、公司基层(雇佣者)又看不到漏洞所在,一切都在表面非常和谐的状态下运营。
最后,当生意越来越难做,高层领导就越是压榨底层员工的份额——对于“雇佣关系”的制定者来说,既然已经没多少可捞了,杀鸡取卵才会带来最后的暴利。比如大量的“公司破产,法人携款潜逃”事件就是极端案例。
第三模式
在鱼群大量从决口漏洞流失的同时,因为“雇佣关系”的出现,撒网者之间的获鱼量(因为地位/能力/雇佣效率等造成的差异)越来越不平均,雇佣者所受雇主的待遇(上缴比例)逐渐悬殊化。以上条件的共同驱动,会逐渐爆发出“圈地运动”,以维持下一段管理平衡。
接下来的局面就是:撒网者会互相签订圈地契约,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权威,从鱼塘中划定一块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圈内,不论还剩多少鱼,在个人领地不受侵犯的情况下,自己也承诺不主动侵犯他人的渔业。
圈地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对内部雇佣者的整风运动,留住苦干的劳工,肃清反对的劳工,挖夺对方的高效员工。经历整风之后的这个雇佣利益团队,依靠着多次整风沉淀下来,达到分配上的默契和平衡。虽然,这样的团队不是最“干净”的,但往往是最坚实的、有共享利益的、最有工作效率的团队。
因此,按照“鱼塘”模型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圈地运动”就成了必然,“整风运动”也成为每个团队的必须。而且,这样的平衡局面出现以后,公司中无论是忠臣还是奸贼都能找到自己的利益空间,并自觉地组合成高效利益团体,开始圈地捕鱼。从某种道德或者公平的价值观来看,这样的“圈地”分裂局面并不和谐,但无论就个别团体价值最大化,还是整体价值最大化,都远远的超过了“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
其实,通过第三模式呈现出来的局面是过程而非结果,更准确点说是不断更新循环的过程。在“圈地运动”的后期,本来“雇佣关系”中简单的主仆博弈,变成了更为复杂的“团队间博弈”和“党派内博弈”。前者比如军阀混战时期,后者比如整风运动时期。而捕鱼量的多少,不再取决于是用渔网还是用钓竿,而是取决于该“捕鱼集团”所侵占的鱼塘势力份额。这一点,非常符合社会资本的分配规律。
第四模式
虽然经历了“雇佣”和“圈地”,换来了整体价值的最大化,但那个鱼群不断流失的决口漏洞仍然存在。尽管下层劳动者的信息获取非常狭窄,但在斗争的经验积累中,总有一天会有某个雇佣者发现这个鱼塘全局面临的决口漏洞,并作出行动反应。
行动反应一:这个雇佣者会保持沉默,不告诉同伴,但开始伺机跳槽到别的鱼塘去。或者以此取悦上层表示忠诚,鼓吹鱼塘效益骗取更多的雇佣者加入,从而换取撒网者对他在人情道义上的“回报补偿”。也就是常说的“阉党”派系。
行动反应二:这个雇佣者感到希望被欺骗、劳动价值被掠夺,心理上立即会产生本能的反抗。比如消极怠工、比如煽动劳工等等。当然,如此反抗目的绝对不是要填补那个决口漏洞,而是要求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劳动价值补偿。他们并不希望改变这个雇佣关系或者圈地格局,他们只要求获得短暂的利益补偿就足够。
行动反应三:这个雇佣者既不反抗也不沉默,而是积极的组织起来去找出填补决口漏洞的方法。简而言之,这位英雄打算以填补漏洞来改写历史、改变全局。他面临的结局有两个,一个是成功填补了漏洞,成为撒网者们默许的功臣、成为雇佣者们推崇的草根领袖。他将因此获得上下层的奖赏,从而由基层雇佣者升级为中层管理者。他的待遇也将被刷新,或者将拥有撒网的权利,或者从更下层的业绩中获得佣金奖励,甚至被别的鱼塘挖走后升级为新鱼塘的撒网者。
如果英雄填补漏洞失败了,耽误了正常的渔业,影响了上层的利益,浇灭了下层的梦想,这个英雄就会成为所有矛盾斗争的牺牲品。其后果不言而喻。比如袁崇焕那样的悲剧人物。
所以,无论是从底层雇佣者中选拔出来的中流砥柱,还是“空降兵”式的中层干部,他的命运都是同决口漏洞联系在一起的。能不能发现这个决口漏洞、要不要补救这个决口漏洞,将决定这位“中流砥柱”在鱼塘中的地位和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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