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企业兼备规模巨人和道德侏儒的双重特征，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分裂。悲剧在于，用户时刻处在劣势。在悍然发动的“不兼容”大战中，超大规模的用户竟然只能作壁上观。用户要不要听任自己的电脑成为别人的战场？腾讯自认为吃定了用户，大众又需要怎样的互联网抗争？觉醒并行动是当务之急。
腾讯QQ和奇虎360宿怨已久，自从进入不兼容的“二选一”激烈爆发季，挟持数亿用户而战，就将两家公司的旧仇新恨带入公共领域。随着金山、百度、遨游、可牛等互有恩怨的公司加入混战，结成联盟杯葛360，又将这场恶斗蔓延到互联网的更多角落。就广度和深度而言，这已经成为评价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标志事件，足以真实反映出互联网商业伦理的现状。
11月10日，360发布公告，称“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在政府干预下，QQ和360软件已经实现兼容。”一场事先张扬的龙虎斗似乎就此画上句号。然而，用户的隐私权理应是互联网商业伦理的核心内容，但从这场席卷网络的斗争看，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假设。中国互联网企业兼备规模巨人和道德侏儒的双重特征，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分裂。它们不仅没有诚意正面回答大众的疑问，似乎也向外界暗示它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一基本假设。它们自认为生于忧患，尊崇丛林法则和暴力原则，它们的斗争及生存哲学中充满冷酷。
若把观察视野再放宽一些，看看那些围绕互联网公司的制度安排，政策及规则运作的实际，也能有新的发现：庞大如百度、腾讯者，同样是戴着镣铐舞蹈。根据正常的商业伦理行事，必然遇到各式各样的钳制。这并非网络公司求得舆论谅解的理由，反而能见到用户隐私权被侵犯的特有情景。弃置商业伦理，网络公司的集体选择中有多少是委曲求全?又有多少是积极配合?
悲剧在于，用户时刻处在劣势。与亿万互联网用户密切相关的“隐私权保护”居然没有激起任何讨论的涟漪，在悍然发动的“不兼容”大战中，超大规模的用户竟然只能作壁上观。看网络公司冲来杀去，看它们灌输辞藻华丽的宣传材料，看它们像神一样替自己做决定。用户要不要听任自己的电脑成为别人的战场?腾讯自认为吃定了用户，大众又需要怎样的互联网抗争?觉醒并行动是当务之急，从某些已有的成果推断，公众可以正面塑造互联网的商业伦理。
互联网江湖：厮杀与恩怨
在谈论互联网时，我们有必要把中国互联网单列出来考虑，这不仅因为中国互联网用户多达4.2亿人(截至2010年6月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还因为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事物。也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处在进化的初级阶段，能不能活下来，活得好不好，不是看文明程度，而是取决于拳硬刀快。比凶斗狠是惯常手段，适者生存是最高激励，所谓竞争不过是换一种修辞。
腾讯早年对付珊瑚虫外挂的作者陈寿福，手法就颇有江湖气。陈开发的产品是与Q Q配合使用的外挂产品，不是对腾讯软件的直接修改，不能构成法律界定的侵权。但在法律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深圳警方进京抓捕。腾讯事后矢口否认在背后恶意操纵，说自己毫不知情。腾讯对认定为威胁的对象，都会不惜代价地彻底消灭，从珊瑚虫到360，不容商榷的江湖作风没有改变。
3Q纷争正酣时，某些在杀毒、搜索、浏览器市场上持有份额的本土公司参战，将“不兼容”的战火烧得更远，把用户置于更狭窄的选择范围。它们要么为复仇而来，要么趁机绞杀对手，要么纯属为老大呐喊助威。义气裹挟利益，像山寨大王那样聚啸来去，快意恩仇。如此不吝厮杀的场面，更能折射互联网江湖的行事规则。它们眼中没有用户，谈契约精神等于对牛弹琴。
网络公司铲除对手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经营杀毒业务的瑞星公司贿赂北京市网监处原处长于兵1400万元，请托他陷害对手。于兵则以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拘留、通缉指定人员，制造了中国计算机杀毒业界最大的丑闻。在这起陷害案中，江民、金山、启明星辰和赛门铁克等网络公司都提供了构陷的假证据。即使是迫于淫威，也说明网络江湖少有能独善其身的。
互联网商业伦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互联网的商业文明之上。而中国互联网“军阀割据”，暗流涌动，保护用户隐私并不能增加它们的收益，更不会形成有效激励。保护隐私反而会碍手碍脚，影响网络公司巩固势力范围。特别是在扩张时，既然没人守规矩，想的都是怎样支配用户，严格尊重隐私权更是赔本买卖。中国网络巨头还没有发育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
假如确有一个完全开放、自由包容、充分竞争、法律健全的环境，中国互联网公司也许能融入世界上普遍的网络进化过程，从江湖草莽阶段也许可以进阶文明层次，从而谦卑地对待个人与机构的关系，为互联网商业伦理奠定基础。然而，无可回避的是互联网分界线，以及有能力改变互联网版图的无形之手，寄望于网络公司的优胜劣汰并不现实，隐私权勾连起制度因素。
腾讯QQ年初开始被质疑窃取硬盘文件，会扫描大量与程序自身无关的软件和用户的个人文件，而MSN等即时通信工具只访问自身文件和必要的系统文件。腾讯迅速否认指控，宣称是污蔑。不久，在宣布“不兼容”战术时才敢承认QQ确实会扫描用户硬盘，狡辩是“正常的安全检查”。尽管腾讯已经交代了侵犯用户隐私的事实，可主管部门及司法机构沉默了，至今不置可否。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曾在本月5日召开紧急研讨会，法学教授们对腾讯是否涉嫌滥用市场地位、是否构成隐私侵犯出现分歧。撇开市场问题或法律问题不谈，看点在于，法学专家都预测，3Q纷争利用司法解决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有违法嫌疑却不适用法律决断，法学专家有言之不尽的委婉，可该如何理解这样反逻辑的事呢?除了套用国情论，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
法学教授所犯难的法律适用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从来不是困扰。深圳警方在腾讯应对珊瑚虫外挂事件中强力介入，南山区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陈寿福三年有期徒刑，追缴并罚金237万元。腾讯还借该法院成功地拒绝过用户诉讼。上海市公安局网警总队长陈超近日说，公安对涉及Q Q群的案件，会采取手段获取信息。也有律师透露，公诉人常在审判时出示Q Q聊天记录做证据。
网络公司卷入泄露用户资料和通信内容的，不止腾讯一家，某些外资网络企业也受到过类似的责难。越来越多的资料透露出来，证实了网络公司背信弃义。明确的司法判例与模糊的侵犯隐私形成巨大反差，令网民愤懑难平。一边要维护用户，一边要听从号令，甚或从中谋取商业以外的利益，互联网商业伦理处在非常难堪的地步，这是网络江湖在厮杀之外的另一种样貌。
网络公司与政治资源的结合，会给它们带来超出投入成本的获利，这种盟友关系自然要隐蔽得多。进而，互联网的江湖暗战，也会隐约闪现各自为政的地方利益。马化腾按月领取深圳发放的人才津贴，3Q对决之时，360和周鸿祎双获北京朝阳区人才奖。当网络公司越来越紧密地与政府站到一起，网民有理由怀疑它们保护隐私权之决心。控制与依附之下，商业伦理难以成长。
执行隐私权政策，不止是中国有缺陷，国外的互联网公司也有违例，比如Ebay曾不经任何程序将买家资料送给司法单位。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几乎是普遍现象，后者数量少得多，也容易得到明确修正，始终处在舆论和司法的良好监控下。此外，国外公司信奉的契约精神，也让隐私权避免成为财富积累的牺牲品。可在中国，护卫隐私权的有利条件在哪呢?
文章一开始，我们假设中国互联网也追求商业伦理，并能承担起维护隐私权的义务。通过互联网江湖和政策环境的分析，这个假设变得动摇起来。舆论习惯于将腾讯这类企业定位为公共媒体，从而推导出服膺公益的结论。这个逻辑与事实相违背。这不仅在于网络公司要在江湖沉浮，也不仅因为网络大环境的干预，而在于包括隐私权的商业伦理并非中国网络公司的目标。
不能认为网络公司拥有庞大用户群，就得出它们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公共利益的推断。现阶段，中国网络公司追求的仍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价值。3Q大战后，有评论建议审查腾讯的垄断地位，分而拆之。先不说分拆的阻力会有多大，在现时，反垄断的号角往往被新垄断用来制造舆情。只要江湖依旧，一个寡头被分解后，不过是成全更多阴谋家的狂欢。
也有人将3Q大战解读为制衡之战，未免乐观地无视江湖诡谲。流氓打架不存在什么制衡，图的只是争地盘和求合谋。确实，本土网络公司从制衡外国公司的主导政策中壮大。可随着它们坐大，就开始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剪除异己，所行的是致别人于死地，而不是真的制衡。不要忘记此地网络的范围，网络公司从来就不是规则的制订者，谈制衡无异于缘木求鱼。
不能再对网络公司抱有幻想，不必索求它们不会供应的东西。在一个仍有选择的局域网络内，用户要捍卫自身利益，主动抛弃可疑的公司及其服务。要清楚，互联网江湖中，并非只有机构和资本家握有权杖，用户绝非真的无力。江湖如此不堪，商业伦理晦暗不明，用户是时候该觉醒了。指望公司自律或机制调节都不靠谱，用户就该另辟蹊径，不要再让自己的权利继续沉睡。
当然，用户对隐私权的感知是有差异的。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奥尔森给出的依据，隐私权作为一个公共目标，所有用户对获得这一集体利益有着共同兴趣，但他们对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互联网商业伦理实际上面临着两方面的消解力量：一是公司机构自私自利、忽视用户的集体行动，二是用户群里分化的个人行动，不是所有人都想着挣脱。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究竟是3Q大战的人质还是帮凶，界限不是那么清晰。消极等待别人为自己争取权利，也有危险。那就是，只要隐私权未能列入公司机构的目标清单，互联网商业伦理就不可能真正确立，机构的妄为还会来袭。或许消极用户对此并不敏感，可也充任了不道德商业行为的营养基。这不是道德大棒(消极用户也可以拿这个说法为自己开脱)，这是事实。
互联网伦理：乐观与未来
3Q之争及作为其背景的互联网江湖，涉及权力与压迫，信仰和理性，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个人和机构之争。
不难观察到，机构的商业伦理和个人的隐私权成为浑然一体的矛盾，充斥于一个高压的互联网地带。它们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常见的是双双失去。那些把持互联网的人有着可疑的道德情操，因循守旧却又自以为是。舆论只是谴责机构如何作恶是不够的，好在它们真的不是最重要。关键在于，机构入侵用户电脑挑起战争，用户可以抗衡，同样可以在电脑上将其击败。
新浪网最近设置的一项投票显示，九成以上的用户认为3Q之争影响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形象。可见，腾讯在纠纷中是否赢并不是第一位的，要紧的是用户出现了怎样程度的醒悟。恶斗被矫情地夸张成一场战争，没想到也可以成为一次反向动员。用户要承担起塑造中国互联网的责任。在现在的格局下，也只有用户才能让互联网成为真理流布之所，成为创造、对等和对话之地。
中国互联网提供了太多的联想，它就像一个虚拟的国，内部的暗流横冲直撞，对外没有资格输出价值观，伦理之辩好似淹没在利益博弈中。还要看到，互联网和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是同构的，这像是暗示了某些坚硬的东西会很难突破。可即使是那些暂时的得胜者，也不敢妄断这是正常状况，更没有人敢说它会一直持续下去。未来不在于筑墙圈地，而在于大众的态度。
无论有多少不堪之处，互联网仍然预示了最大的机会和可能。用户数量每天都在海量剧增，特别是增势迅猛的手机移动用户参与进来，审查与欺骗、控制与依附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对隐私权的侵害也会将侵害者卷入难以超脱的困境，伤之愈甚，则反弹愈强，那将是来自用户的终极惩罚。
总之，为了保护隐私权，用户需要显著而公开地展示自己的存在。这是重建中国互联网商业伦理最可信赖的起点。对自己有信念，跟随正确的互联网潮流，中国互联网商业伦理从废墟上出发，未来要比现实乐观，可以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