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奢侈品，泰瑞·斯登（Thierry Stern）理应有足够的资本。不久前，他接替父辈成为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全球总裁。自1932年斯登家族入主百达翡丽以来，这个日内瓦制表公司一直由其家族掌管。作为第四代传人，有着浓密短发的泰瑞·斯登看起来非常像百达翡丽绅士的原型：成熟，严肃，保守，甚至有点沉闷。
尽管如此，泰瑞·斯登并不轻易触及这一话题。“今天谈论奢侈品很危险，因为太容易了。我们更想让人们知道百达翡丽钟表内在蕴含着什么。” 泰瑞·斯登相当警醒地说，“首先是艺术、是工艺，其次才是奢华，你需要凭借实力去证明这点。”
泰瑞·斯登之所以如此谨慎，是由于钟表业本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局。收购与兼并之风催生出包括瑞士的斯沃琪、历峰和LVMH这样的钟表集团巨头，旗下产品涉及多个细分市场，在全球极速扩张，并逐渐将制造基地向亚洲等低成本地区转移。
它们将欧洲钟表业带入资本时代，但作为日内瓦目前仅存的真正独立制表商，百达翡丽仍不肯抹去自1839年创立以来的手工业痕迹。百达翡丽每年42,000块腕表的固定产量所需的约15,000,000个部件、50种机芯种类均由其独立研发及生产，斯登家族全程监控。这的确有助于工艺的稳定，譬如只有2.5%的返工率（包括蒙尘等微瑕），而通常钟表业的问题返工平均为14%至15%。但同时，这也会延缓扩张的速度：一块复杂功能的百达翡丽腕表需2至3年的制造周期，简单表款也需9个月的时间。即便在奢侈品的众矢之的中国大陆，百达翡丽似乎也不急于招募新兴消费者。自2005年上海外滩十八号揭幕中国首家百达翡丽专卖店与服务中心迄今，百达翡丽正式进入中国已有五年，却仅仅在上海和北京拥有两家专卖店。
对于百达翡丽，保持可靠的技术和品质监控体系至关重要。这包括迄今为止的80余项技术专利，及400多种精密生产设备。在百达翡丽的1,300名员工中，有200名资质合格的制表师，训练一名百达翡丽制表师，需要10年之久。
手工业时代的气息弥漫在公司各个层面。泰瑞·斯登在完成了商业学院学习后，在日内瓦制表学院进修，成为第一个接受制表工艺学院教育的家族成员。之后，从蓝领工人做起，潜心学习表链和腕表外部的元件制造，至今，他依然能够装配简单的腕表。
当然，泰瑞·斯登也不能对行业趋势熟视无睹。顶级钟表制造商们都在经典和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这（保持经典款式）对于收藏者很重要，他们喜欢延续性的产品，百达翡丽不是每年彻底转换策略，比如今年大表盘热门，就全都生产大表盘。” 他对本刊说，但创新仍是必要的，“如何做到走时精准，研发新的材质和制造工艺，如何精益求精，这才是我们客户所期待的。”今年8月，百达翡丽在其男、女款都采用了全新的计时机芯，并正在尝试一种先进的新材料：硅，制造更多的零部件，以便提高机芯的卓越度。
百达翡丽经营模式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在传统和创新之间，保持适度的克制。这不仅体现在设计上，还体现在它在中国市场的“慢功夫”上。
在IC-Agency世界钟表业2010年报告中，关于全球顶级表消费市场，首次提到金砖四国在全球在线搜索奢侈钟表销量中占到12%，中国以38%位居第一。这诱使一些钟表制造商在中国大肆扩张。“我不会像有些品牌正在做的那样，尽可能在中国多开店以便让他们的股东满意。” 泰瑞·斯登说。
一方面，快速扩张下的品质很难得到严格的控制，从而损伤其百年以来树立的品牌优质形象；另一方面，家族企业的模式也的确能使百达翡丽抵御盈利压力。尽管百达翡丽的广告词“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与中国家族传承观念有天然贴近，但泰瑞·斯登说：“我不想在中国过分扩张。”尽管中国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百达翡丽上海店也只是两次扩大店面，并不寻求开辟新店。
不过他认为，向消费者卖出第一款百达翡丽的确是最困难的事情。有些中国消费者从父辈那里继承了百达翡丽腕表，从而对品牌有较为准确的认知，但大多数人则不为熟知。如何吸引新一代消费者？泰瑞·斯登认为首要的是选对店址，而非开设数目繁多的店面。
与众多钟表品牌在中国高歌猛进式的策略不同，百达翡丽避开名牌林立的现代高端百货商场。位于上海外滩十八号的专卖店，设有一个小型阅读区域，客人可以在悠然品茗的同时分享一系列关于百达翡丽历史及钟表艺术的藏书。
2008年5月，其第二家专卖店与服务中心落户在北京前门23号，尽管这片19世纪中叶到辛亥革命时期外国公使官邸的聚集区及最繁华的商业区，尚未从1980年代以来的衰败中复苏，但在百达翡丽看来，这极富历史寓意的建筑群，正好传达出百达翡丽世代相传的理念。
当然，销售服务团队的打造同样重要。泰瑞·斯登要求每个店员对品牌历史了如指掌，公司为此制定了一套包括书本手册、电脑程序等完整的培训资料。在中国，都是由培训人员专程从海外过来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与此同时 ，对品牌的情感联系也是中国市场的培训重点。
销售人员对客户信息非常重视，包括本人生日、结婚纪念日、孩子出生日等重要家庭信息。生日贺卡必不可少，每逢佳节，消费者会收到其独具心意的礼物。同时百达翡丽竭力在保护隐私的条件下会邀请顾客参加其举办的不同活动，以此加深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感情。
在中国，百达翡丽选择与合作多年的德国美最时（Melchers）集团公司联手，凭借着这家与中国有着140年贸易往来公司的经验，携力打造一个更为成熟的市场。 由此可见，百达翡丽这家顶级钟表公司对于目前炙手可热的中国市场仍旧处在探索阶段。对他们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培育品牌认知度，而非迅速扩张。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放缓的煎熬中，坚持这种传统商业模式着实不易。泰瑞·斯登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统一公司高层的想法，“如果不是家族企业，董事会、股东肯定早就不同意了。” 他说。
2009年，百达翡丽在其最大的市场美国销量下跌逾30%，这个成绩好于2008年。今年4月，泰瑞·斯登在行业年会上表示：“我们可能仍未走出衰退，现在宣布危机结束为时尚早”。尽管出现复苏迹象，业内预测，瑞士手表行业仍可能出现两位数下滑。泰瑞·斯登激励自己说：“我的父亲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在更困难的时候接任。”那位第三代家族传人1970年代上任，经历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衰退。
斯登家族必须持有守成主义。去年，百达翡丽弃用了引以为傲的日内瓦印记（Geneva Seal），启用更严格的百达翡丽印记（Patek Philippe Seal），以便在动荡时期凸显及稳固行业地位。“通常，一个新总裁上任就会改变一切。” 泰瑞·斯登说，但是在像百达翡丽这样的家族生意中，他的角色更像是监管人，“我会任职一些年，然后应退幕后，但百达翡丽依然会延续下去，那时候我希望没有人意识到这里曾经历过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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